工合运动的悲剧在于它没有早在一年，至少半年前发生。然而，甚至在1938年和1939年，它仍能以相当少的钱从沿海城市挽救大量机械和几十万技术工人，能够得到大量资金。到1940年，日本人封锁了沿海，关闭了印度支那和缅甸的路线。当地费用提高了一倍，并且一个美元现钞对换价从五元升到二十多元，禁止了机械进口。然而，这反过来也使得工合对国民经济变得无比重要。

依我看，中国人主要的失败，在于缺少远见，缺少长远计划。结果是，直到情况迫不得已时，他们才开始行动。当时，对于取得最大效率来说，已为时太晚了。中国银行本来能轻而易举地投资两千万到三千万，或者更多的钱给这种战争工业；它本来应该单独用外汇拯救它。英国和美国那时也本应轻而易举地来营救。

从一开始，中国工合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现成的发展资本和流动开支的资金。最初五百万元拨款发放得太慢、太小心，致使各总部的工作在最需要前进的时候，停了下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工程人员连珠炮似地向汉口和重庆发电报、信件，乞求得到一大笔钱，要从毁灭的城市中购买便宜的机械和工厂，但他们只收到极少的一点资金，甚至这点钱,还因烦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和迟延，不必要地耽误了几个星期。有一个趋势，想按重庆原来的专政方式管理这个天然松散的运动，结果，各处的工作都受到阻碍并停了下来，技术人员似乎持听天由命的观点，看着他们失去了机会，并且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浪费了宝贵了时间。这是由于政府方面天生的小心，而同时也是由于那一部分力量强大而头脑狭隘的官员，使用了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战术。也是由于缺少对开始存在的问题的了解和作必要的工作。工合的领导人们把他们的运动看作在各省组织起来的工业的链条，看作一个快速成长起来，帮助赢得战争，鼓舞人民的士气的大众运动。他们想尽可能快地成立三万个合作社，因为非常清楚，几个孤立的补给站是站不住脚的，而在地方系统间建立起成千上万个，才能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和能吸收数百万资金及几百万技术工人的健全的事业。另一方面，起初，许多他们的同情者对此项工作缺乏信心，认为这只是一种救济措施或者一种试验。甚至一些热心合作社的人，都想把这个工作限制在几个样板的范围内，仅仅重视正确的合作阶段，而不看真正的大目标。这是受过国外教育的合作社人员和那些想按空想唯心主义，而不是实际需要的改革家们共有的局限性。然而，艾黎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领导组织者们是为更大的目标而斗争，为民主而斗争，为运动的自生而斗争。

结果，这场运动在没有获得任何重要的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时，只好孤军作战，并遭受不必要的限制。直到1940年，政府才给了第一批余下的贷款。由于重庆没有一个官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所以他们不能相信关于运动进展的报告。1939年7月，当工合在重庆举行第一批产品展览时，某些人感到非常惊奇，他们不敢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他们到孔博士那里汇报说，一些现代化的展品实际上是从日本进口的。这真是一个不相信自己人民的可悲的评论！孔博士当时大吃一惊，但是这个谎言迅速被戳穿，财政部长骄傲地抱回一大抱东西，以便给未来的爱非议者看。他组织建立了一千二百个合作社,代表五十个不同类型的工业，这方面有资本二百五十万、包括国外捐助，银行贷款和行政管理费。与政府花费补助其它工业的钱相比，真是一大成果，对立面大丢其脸。

由于1938年秋天汉口失守造成的混乱使基层合作社社员大伤脑筋。他们不能从政府得到资金，卢广绵不得不长途跋涉到上海，以便保证银行贷款，使西北总部渡过危机。西南总部的弗兰克•莱姆掌管着七个重要的工厂，几个星期筹集不到急需购买材料的十五万元。到处都一样。在以后的好几个月里，由于缺少资本，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时刻，停止了工作。组织起来的上千个合作社在等待资金。还需要专门资金，以便雇用技术人员和从沿海召回技术工人。没有资金，干部的双手就被捆住了。每个总部都需要大量资本，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每个总部只能恩赐到一点点维持下去。缺少资金仍然使运动大倒退。艾黎说，1940年底，如果资本可以得到的话，本来可以很容易建立起三万个合作社。靠不住的财玫支持，比缺乏资金更具影响，这使得长远计划陷入困境。

第二个困难是运输，虽然工合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形式的工业困难少一些，但缺少资金使它不能买卡车和汽油。中国工合只有三部卡车，其中两部是菲律宾捐助的。艾黎试图采用木炭发动机，但没有成功。同时，工程技术人员临时凑合了一些办法。工合主要靠装有气胎的大车，人力掮，手推车，船等，开办了自己的运输合作社。西北总部有一队橡胶轮胎的二轮马车——其它车辆都不准在军用道路上行走。香港委员会试图安排英国和美国的公司资助这个运输系统，也没有成功。卡车在内地以沿海四倍到五倍的价格出售。1939年，汽油在重庆一罐卖二十八元，在广西二十五元，在湖南和江西十八元，而在浙江仅九元。虽然如此，还要求有购油许可证，而许可证又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

缺少优秀的技术人员是另外一个存在的问题。如果中国工合能够付给沿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高工资的话，这种状况也应该是能够避免的。同时，许多技术员和技术工人都被迫在日本人那里，或在上海的工厂里担任工作。工合当时应迅速地以最简捷、经济的方式，只用每月四万元付给五百个技术人员工资。现在，每月用十万元付给一千个技术人员工资，使工合陷入这样的困境。

技术人员的工资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工资都低，只有十几个一流的主要技术人员月工资超过二百元。这就避免了机会主义分子挤进这场运动。可以肯定地说，运动的领导者是因为对运动本身感兴趣，而不是为了工资。人们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不平常阶段的不同反应判断他的品质。

中国一定最少有七千个工程技术毕业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正在内地工作。许多在通商口岸失业，或者作为职员在那里工作。中国工合应该能够得到里面的几百个人，假如预算允许的话，可以付给他们旅费以及足以养活一大家人的高工资。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学里，大约平均有四万五千个学生，他们中有25%到37%的人学习“科学、农业、工程技术和医学”。多年以来，二十一所工程学院，不断培养出学生，同时还有成百上千个—流的中国华侨工程技术人员。不幸的是，这些中国人只有确信这个新的运动是在一个富裕的财政状况下时,才会自愿来。

据顾玉秀博士1940年3月所说，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下述七十七个工程技术系：二十二个土木工程，十四个电机，十二个机械，八个化工，七个采矿和冶金，三个航空，三个水力，二个建筑，二个纺织，一个测量和四个工程管理。1940年入学人数约八千人。

工合需要有斗争精神和个人牺牲精神的特殊人材，它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场地。这个工作艰苦而危险，虽然中国有许多的国外大学毕业生；但是不幸的是，还没有产生出许多能够付诸行动，并有创造性、建设性的知识分子。中国工合的脊柱是它的技术工程人员，机械师、铸铁工、炼焦工和其它技术工人。迄今为止，工合才吸收了现有技术人员的仅仅一小部分，但是，没有理由解释，所有无所事事的、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员，和有社会头脑才智的组织者们不去寻找他们的道路，投入到工合的行列中去呢。中国工合呼吁工程技术人员、化学家和所有技术人员，包括华侨，前来服务。

中国工合通过技术课堂和培训学校，正在迅速建立起自己的人事部门。会计工作是首要的问题之一。工合必须训练自己的会计，教给合作社经理初级簿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文盲，虽然所有中国人对于钱的问题都有极好的记忆力。没有什么比训练财会人员做会计更迫切的了。因为这正是中国官员及其代理人“挤榨”的地方，他们愚弄、欺骗没有文化的工人。

然而，工合现在的领导人员，可能是最好的，唯一需要的是，补充更多的这样的技术人员。除了受过国外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外，工合还吸收了大批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来自农村合作运动，特别是那些受过泰勒训练的工人，那些来自定县实验的工人，来自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铁路工程工厂，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组织者，红十字会工人，和从各大学来的许许多多的人。考虑到中国工合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可以说在许多年内，中国没有其他组织，能像中国工合的职员那样，完成那么多工作。

当我们谈论关于工合全体职员问题时，我可以说，一些中国工合成员已经拒绝接受贿赂，也拒绝给官员行贿，在工合里面，至今没有压榨的嫌疑。在中国，这是一个大进展，而正是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为什么外国人对目前的人事安排热心，也充分说明为什么某些中国人的集团圈子缺少热情。随着运动的扩大和繁荣昌盛，虽然协会的章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制约，但是毫无疑问，腐败将会成为一个问题。由于银行正在提供大量贷款，他们趋向在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一个人手。他们干涉货款事务的任何企图，都只能遇到坚持合作原则人士的对抗，人们希望，银行将能看到，运动的真正效率取决于合作社的性质，而不是取决于外加上一群会计和官员。这些会计和官员比其他任何人员都更像是来敲诈的，正如在农村合作运动和所有其它类型的工业中描述过的那样。

因为中国工合是一场从头开始建设的新运动，所以它没有染上中国旧的腐败现象，旧官僚主义者是非常合格的中国腐败现象人物。幸运的是，迄今为止，工合太穷，不能吸引种种“欺诈。”

当然，中国工合遇到了在战争状态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固有的困难。搞原材料和化工材料的问题就是一个。此问题部分是由把工业迁移到这些材料的产地遇到的，部分是因逐步建立和临时凑合必要的工厂，以供应必需品遇到的，还有部分是由发展自己的采矿设备遇到的。中国工合正在建立自己的供应系统。有代理人前往远至西边的新疆、青海、西康，购买羊毛等等。

十八个工合金工车间和铸造车间制造大部分机械，用于——从制糖和面粉加工到印刷出版和织机。尽管各种机械图纸都还可以按要求放大。尽管目前中国铁的年总产量只有五万吨，但工合能建立它自己的钢铁工业，它的日总产量是五十到六十吨。经济事务部吴波元（音译）博士说，中国最好的铁矿在西康省，含铁量在65%-72%之间，他估计，储藏量约为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吴博士还说，还有储藏量为一亿吨的铜矿。当然煤矿和铁矿在许多省份都有。

机床和车床是由水力驱动的车床，或改装的焦炭动力马达车床制造的。大多数机械很粗糙，但足以满足当前需要，由中国工合金工车间制造的钢模卖五百元，如果进口，需要三千元。

一些产品是由江西的一个金工车间生产的，这些东西有：压盘式印刷机，手动印刷机，用旧煤油筒制成的做扣子的手压钢模等，油印机，小型天平秤平台和秤，织毛巾和毛巾布的手动织机，汽车弹簧，面包房和食品店用的手摇机，磨米机，三种形式的手榴弹，铸造设备，制瓶模型，烙铁，制革手动机，制糖机，柴油发动机等。

中国工合的一位工人迈克尔•胡在写给艾黎的一封信中，对机械师的即兴作品，有一段令人发笑的说明，写道：

“我想，你会对我制酒的小成果感兴趣。我制作了一个蒸熘设备，用的是油墨桶、奶桶、烟盒和一个煤油桶，很小，我称它为‘游击蒸馏室（酿酒场）’，我用它造出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

“我在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因为我相信，要改进一个当地工业，比建立一个新的要容易得多。”

虽然需要大量教育工作，使全体合作社工人觉悟迅速提高，但合作管理形式在中国是容易实行的，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中国人总是有行会，各种各样的“会”及互卫协会，所以这种想法不会使人吃惊。还有一点，大多数合作社社员太穷，他们没有保守思想，因为在有产阶级社会里，人们发现，旧制度是非常牢固的。中国工合正是建设一个崭新的结构，到现在，还没有必要像农村合作社所保证的那样与旧制度妥协。它与原来行会的办法无关，由于中世纪行会间的妒忌、保密习惯、地方主义，所以行会的办法会使工业倒退。合作社工程技术人员立即制定计划，并绘下所有改进或改编的工业程序，并出版了四种技术杂志，目的是广泛传播这一信息。

战争的急需使在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合作制度成为可能，因为它打破了地方主义和旧的偏见，每个合作中心都由来自许多不同省份的男人、女人组成，一起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中工作，共同为生存而斗争，每个组织在建设合作工业中，都很快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骄傲，指明要把合作制度大规模扩展到西藏、伊斯兰地区和部落地区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那里是反对汉人以及他们相互斗争的残酷战场。

中国的工人比农民先进得多，更能进行合作。

斯特里克兰关于农村合作社所讲的话可以适用于进一步强调工人合作社：

“中国农民三个突出的品德是：（1)诚实；（2)普通的见识，对简单的事物合理理解；（3)共有精神。一大笔钱借给事先未经训练，或以后也没有进行如何管理指导的少数农民，他们却能如此公平的进行分配，准时归还，没有滥用，就像河北省的农民合作社一样。这样的事，我在欧洲没有碰到，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没有见过。河北的合作运动比中国其它地方的时间都长，也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长。协会允许官员或银行进行合理的处理，表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在我看来，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上述细节方面的过多的干预，或者对合作原则和方法方面的不恰当教育，通常是两者兼有。”

积累自己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本，逐渐成为中国工合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工业协会将在社会上有吸引力，早期阶段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以便把这些资金投回再生产，并加强合作制。目前，在贷款方面，实现了6%至9.6%的利息，但是这个利率对于再扩大集累资金来说，实在太慢了。盈余现在正进行分配，这样，部分留作扩大再生产，部分作为贮存。在新建工业的初期阶段，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是必要的，消费者付高价，使工厂能扩大和改进。在中国，由于由消费者控制，返回的资金将降低到削弱生产体系的程度，——因而造成新经济制度的小儿麻痹症，使经济体系不能健康迅速地建立。在英国有这样的事情——那里的工业生产完全交给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合作社没有安排自己积累资本来完成批量生产，而且当这种资本通过消费者的组织筹集起来时，已经太晚了，不能建立合作工业了。关于利润的基本点是，它们应当用于社会需求，社会生产和创造，而不是交给几个私人个体户，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或者像在私人资本主义名下作为无效果的银行帐户。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确切的意义在于，产品和原材料的发展是建立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生产落后的开始阶段。为生产积累资本的问题，许多年来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存在，那里的合作社社员似乎看不到它的重要作用，而仅仅想到消费者的利益，买到便宜货，截掉中间人。消费者想要的便宜货，只有在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资金充足时，才能得到；这同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相比，更适用于合作社生产。

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处在一个难得的极好机会中，这就是建立一个牢固的全国性的系统。这个极好的机会在于，它能够在开办时得到政府贷款和银行贷款，使得它能迅速发展，并且还因私人工业的麻痹，得到一个大量利用银行缺乏良好的投资形式银行资本的机会。原始资本积累几年来一直在中国进行，但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未进入大型私人工业发展阶段。仅仅为了安全起见，集中在沿海银行里的大部分资本，现在闲置那里——目前上海有望得到使用的资金有三十亿元。特别惹人注目的特点是:他们可能为工合而不是为私人工业得到这笔资本，由于中国不寻常的状态，使得私人工业的管理和发展特别不安全，相当困难。在连续不断地战争期间，中国工合的优势大大压倒私人工业，如果它能尽快地建立起来，就能把这些优势转变为未来的动力，加强在这方面竞争的永久性胜利。在这一点上，所有具有社会生产需求的国际同情者应该用捐助的办法，帮助支持这个运动，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另一个特点是:从外国私人工业和外国政府的观点看来，中国应该发展合作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是个吸引人的观点。如果后者发展了，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并趋向发展另一个帝国主义竞争势力。然而，如果中国的工业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它就会创造并供应其内部市场——并且将不会有多余的出口，沿海的私人工业会立即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发展。这一点过去已经作了完整的描述，现在甚至更真实了，人们能够从上海的出口中看到这一点。日本在中国建设工业的兴趣在于“出口市场”——不是在中国的内部市场——那里的利润较高，她的大商船可以从运输中挣钱，而卖给中国的内地，是利润少得多的冒险，给日本的海运业和资本利益不能直接带来那么多的利润。确实，中国市场在日本人控制下，一点利润也没有，因为它不能像当地的合作工业那样创造大量购买力，当地合作社以它巨大的工资发放额，使用劳动力，而不是使用这么多的机械。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并且对所有的西方参与、支持在合作基础上发展中国工业的人都有利，避免出现一个竞争对手——或是中国当地的资本主义，中——日企业，或者纯日本人的企业。由于这个原因，五千万美元或者再多一点的贷款将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利益，特别是对保护美国工业和工资标准具有历史性的重大作用。这一点已被大多数美国人和在远东的英国商人所承认。正如我以前所强调的，这也符合日本工业的最终利益和它的国内工人的最终利益，也是日本消费者的最终利益。应当迫使日本修改其经济制度，使其工业给国内的消费者较多的利益，改变其目前为高利润和帝国昌盛，在国外寻求帝国主义市场的方向。这也会制止产生同日本国外市场的竞争对手（比如日本资本会在上海产生)——中国没有理由出口。如果消费力增加，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国内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