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合作的一个支柱，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运动基础稳固程度如何呢？

在过去十年间，农村合作社发展迅速,但一直使同情者及调査合作社的专家失望。事实上，土地生产关系在性质上基本是半封建的，农村合作社必然走向被同化到老的制度中去，就像其它亚洲国家一样。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是好的合作者，而是因为真正的合作不能很容易地加到顽固不化的半封建的农民结构上去。绅士和地主取得控制地位，许多弊病渗入到运动中去。

新的工业合作社与所有其它在中国进行的合作尝试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这些工业合作社，在工业生产关系方面产生了基本变化。对农业带来真正的合作原则，唯一的类似方法，是建立拥有者—生产者合作农场，从而造成这种农业生产关系的基本变化。这是柱石。中国的形势与先进的国家非常不同，先进国家的旧的农民—地主经济改革已经进行。

由于农村合作的原则在每一个转折时刻都被侵犯，所以它在中国，对那些真正合作的信仰者，一直是一件使人心碎的事。有可能建立一个小型模式中心，但是，这种试图很快地被周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腐蚀和破坏。一个小沙岛不能期望在狂涛巨浪的对抗中生存。如果这个尝试是靠资助的，在外部资助撤走后，它就会崩溃，甚至都不会留下一个基本合作原则：自力更生。中国在合作教育和群众教育方面的试验都经历过这种可悲的结果。至于工业合作社，他们能保持真正合作性质的唯一保证，是他们能很快地扩展并结成同盟，获得足够的力量，足以掌握他们自己。任何小的模式试验都注定必然失败。他们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病态的毒害。他们不可能长期存在于一个空气封闭的瓶子里。一个妥协导致另一个妥协，弱者必须始终屈服于强者。唯一的希望是前进的动力，超过反对这个企图的反动势力。这是路易·艾黎的创造，他认识到这种经常表现的事实，并且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快地建设，根据自己的条件迎接对抗。“几个合作社经不住反对，成千上万个就可以顶住”,这就是他不断提醒的。不冒险，不会赢。一个人决不能只有想象力和信念，还要有勇气，半心半意的尝试永远不会胜利。说教和课堂理想主义会溶化成醒悟和绝望，有机会使强大的对立经济力量被迅速行动所克服。

到现在，中国农村合作社的主要效果是给各省带来银行资本。1938年，全部协会的百分之八十六是存款互助会。目的是产生真正效果，打破高利贷旧制度，这些贷款，本应用于贫农合作社。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都由绅士阶级操纵，这些绅士自己成了这笔钱的使用者，而农民常常得付过高的利率，当他们不能归还贷款时，常常被投入监狱。这种中间人回扣对银行家无帮助，但它却支撑了内地的地主势力。换句话说,农村的合作社运动是通过现存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进行的，而没有在它里面引起任何基本上的变化。一些合作社工作人员感到痛惜，他们从开头就很关心这个新运动，但旧制度通常太强硬，他们必须进行许多损失惨重的妥协。当然，有一些地区在这方面比其他地区要好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存款互助会对农民收取的难以使人相信的过高利率降低了。比如，河北的存款互助会使农民每月以百分之一点五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或者说一年二百元贷款付利息36元。在此之前，农民被迫每月付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或者是二百元贷款每年付六十到七十元利息。

现在还有一种尝试，相当于农民合作社与旧的保甲制合并成一体，用这种方法，绅士继续他们对农民的压制。刘易斯·斯迈思博士谈到这一点，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一个倾向，就是中央合作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新的县制有联系的“强制”保信用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每家在“保”家长参加这个信用协会。正如我们这里所描述的那样关于合作的拙劣的模仿，甚至不应称合作社这一相同的名宇。

在中国，很难找出合作运动的准确历史渊源，斯迈思博士的下述见解使我受惠，这就是从他上述同一篇优秀文章里引用的话：

“中国的合作运动的根源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早在1919年孙中山博士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努力。它是随着北平、上海、汕头的消费者合作商店，和湖南的太亭合作协会、江西霄山的农民合作协会、长沙的制笔者协会组成的生产者合作社开始的。在合作化方面，因早期认识教育的需要，1923年在上海创办了合作协会周刊。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议题就包括这个条款，即所有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应进行提倡。蒋介石和陈果夫在1928年2月的国民党监督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联合提出倡议，组织农民银行和组织各种合作协会。

“因此，可以看到，除了主动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救济组织外，中国的合作运动也开始了。然而在1917年秋天,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福音宣传协会弗雷德•休斯牧师，基督教活动家的宗教后裔，在英国的合作运动中很有名气，在他的教区农民中组织了一个信贷协会。他的教区是保定府南面的安平。那年，这些农民是洪水的受难者。他们恢复成功后，归还了这笔贷款，这个协会就解散了。但是这一作法在北京、天津和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第一个信贷合作社在安平建立的事实。正是1921年的饥荒救济，才使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有许多传教士为其职员），在美国委员会的积极帮助下，同农民合作信贷协会开始进行试验。第一个这样的协会是在南京大学保尔•徐教授领导下，在南京附近成立的，当时，南京大学代表C.I.F.R.C,由救济委员会提供资金，作为一种试验，组织了首批十个协会。第一个农民购销合作社于一九二六年在南京附近的吴江成立,是由南京大学组织的。保尔•徐教授在促成江苏省政府官员韩国春(音译)首次承认中国合作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徐教授帮助起草了1928年的江苏合作法。第一个国民合作法直到1935年9月才被公布,最近于1939年11月修订。南京大学的农业传教士，洛辛•巴克博士和约翰•赖斯纳先生也极其关心农业信贷协会的发展。在协会下属的分部以后的发展中，社会教育方面得到发扬,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一般重点是经济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合作与其说是一种哲理，或一种慈善事业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商业组织。但是，要分清这些基督教倡议者们在技术方面的关心和对慈善事业的关心是困难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托尼教授，在他1931年春天访问中国期间，通过他的介绍，促进了在农民信贷协会和工业合作社方面的技术关心。

“因此，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最初是由国民党的领袖们促成的，并且他们对整个运动给予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农民信贷协会最初是由传教士，C.I.F.R.C.及南京大学创立的。在北方，1931年长江洪泛后，在长江流域一带，通过C.I.F.R.C.的促进，以及通过省政府合作委员会的促进，合作协会数迅速增长，从1918年的一个，到1928年的七百二十二个，到1936年底的三万七千三百一十八个，到1940年2月的九万零七百三十八个。在1938年，信贷协会的数(目)占整个协会数百分之八十六。1937年突然的战争冲击，并未影响迅速增长的势头。在1936和1937年“县”的报告中，协会总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5061增加到28440。1938年，较为完整的报导说是64565个协会。1937年底，社员总数的最新数字是在28449个协会中有1541785个会员，或者说平均每个协会有五十四个会员。如果使用同样的平均数字，1940年2月，中国应有487万个合作社社员。1939年间，给这些协会的贷款总数为140109321元，其中有1940年2月未付的总贷款74978049。”

购销合作社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泰勒领导的小组所做的工作。在这种落后的经济中，生产十分重要，而由于购买力缺乏，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消费者协会很少，且面临许多问题。

对日作战前，1938年12月底，有37318个合作协会，在“县”和市政府注册有1643670人，每个协会平均四十四人。按作用分类，信用协会占首位，有20620个，或者说占整个现有合作社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三。一体化（多种作用）的协会次之，有10514个协会，或者说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生产协会，有3199个，或者说占百分之八点六；购销协会，有2366个，或者说占百分之六点三；消费者协会，有296个，或者说占百分之零点八；供应协会，有267个，占百分之零点七；公用事业协会，五十六个，占百分之零点一。直到1933年，主要的活动是在河北、江苏、浙江。

战争爆发以来，合作社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特别是陕西得到推进，1938年为这个运动搞到三千万元。根据1940年5月1日，经济事务部给作者提供的数字，当时中国有下述农村合作社(对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没有进行统计，但大部分都是信用协会）：

农村合作社是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联合控制之下，通过半政府银行提供信贷。1939年5月底，中央合作部，作为经济事务分部成立了，这个机构计划扩大所有分部。它宣布了从1940年起的合作社发展五年计划，包括“战区合作社发展计划，合作组织和工作计划,军人消费者合作联盟，一个伤残军人生产合作协会及许多其它组织。……为了加强这个运动，对于成立消费者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给予特别重视。……一系列购销合作协会，用四大银行提供的五百万元的资助金，由行政机关组织成立。”

行政机关经办着一个培训学院，每期两个月，每班二十人。由中央政治学院讲授先进的课程，中央政治学院,是一所培养文职人员的国民党学校。

农村合作社在四川得到快速发展。根据政府的一份报告，在1939年，由四川合作财政部（13923655.14元或总数的百分之51.41%),中国银行（5,404,659.40或者19.95%),中国农民银行和农业信贷部（由弗兰克林·何领导）等部门给那里的农民贷款总计达27,085,472.74元。到1940年2月，据说上述贷款的33%已经归还。1939年10月，据报导，四川有六十个县的合作银行有资本一千万。然而，那时这些银行给农民的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数仅有1501341元。有15416000元提取出来，作为银行向农民购买库存粮用。

1940年2月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中，据说“贵州有八十一个县，其中六十九个县都有已经建立起来合作协会,每个协会有资本十万……到1939年10月底，贵州有6490个合作协会，省财政部和省银行预付了六百万。其中五百万已经归还。”农业信贷部的政府领导，弗兰克林•何博士，在此工作中一直积极地同地方长官吴廷常（音译）合作。

日本人占领沿海前，福建是弗朗西斯•陈博士领导下的合作运动兴旺的(地区)。1939年5月6日的中国周报上，有一个由伊迪丝•赛姆斯塔的热情报导，讲述到，运动开始后的两年内贷给本省合作社的贷款有七百万,这些合作社包括信贷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购销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贷款筹集工作一直很好，省里筹集的款项平均在95%以上。1937年12月，有1919个协会,会员有十二万，到1938年，协会增加到二千六百个，会员增加到十七万。“土地所有正在变为合作经营。全省有许多协会，这些协会集体拥有土地，集体耕作土地。仅邵武的协会，就有1635亩土地。”伊迪丝·赛姆斯塔谈到运动的困难时说：“一直存在着来自某些团体的明显的反对势力；特别是自从合作社强大起来,能够同贪污腐败堕落的绅士、贪婪的地主，各团体中追求私利的人抗争以来，反对势力更加显著。”

过细地调查中国农村合作的麻烦事情，不会使人感到鼓舞，但是，有一点应记住，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在他们继续成功地进行高一级的、更加进步的组织形式前，必须摧毁人们的封建结盟，并打下一个新经济秩序的基础。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比过去合作社成就一大不完美，而是，中国人通过合作方法，进行其本身工业革命的勇气。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如它成功了，这将是向未来前进了一大步。如果工业合作社在各省成为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农村合作社将能冲破削弱歪曲他们的封建上层建筑并且以良好的市场协会和生产协会为坚实的基础，继续沿合作路线发展。消费者协会也能得到发展。为了帮助农业合作生产，工合可以提供实现机械化的机械、好的农具、还有肥料、科研设备及其它必需品。考虑到随着经济贫困的加剧，中国长期的农业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尖锐，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合作农场，对于在土地拥有者中，重新把土地分成小片的作法上，是一个大进展。通过合作农场，还可以引入科学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