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合作运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吗？它能够继续发展吗？它将被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并吞吗？它将因日本的竞争或其它的成批生产毁掉吗？它仅仅是对其它工业的补允或者它将在中国建立一个所谓的“合作国家”吗？它将堕落入旧社会的框架中去吗？这一切都存在，这些回答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完全超出实验者的控制范围。我只能提供几种推测并强调一下，运动的现场组织者似乎相信，他们为中国新社会打下了一个永久的基础，只要中国不是全部变成殖民地，它将永远存在下去。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不应低估这个运动的潜力。虽然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于自由中国的约五百个大工厂，其中包括三十个相当大的现代工厂来说，工合只有不到二千个小工厂和车间，但是，工合更有生气，未来前景要大许多倍。与中国内地的其它工业相比，工合“基本上是强大的”。

其次，人们必须注意到运动未来的发展，以及第二位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作为判断未来生存状况的一个因素。现在的许多限制，随着工作的进展，将会消失。从大范围来说，这个运动对远东形势具有重要意义。从小范围来说，它当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许多因素是经常变化的，几乎不可能把它们都考虑进去，但就我看来，在这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在此期间将继续成功地发展，除非在明年前后，工合能得到足够的资金建立一个广泛的生产系统。

需要多少资金是一个问题。由于成本价格的提高，最少需要六千五百万元中国货币或者约一亿元，才能形成中国工合作为最初目的规划的三万个合作社生产链。如果提供这个数目十倍的钱，工合一定能够在各省建立起一个牢固基地，并延伸到游击区的分基地。一笔投资，比如说五千万美元（这些钱大概能以一比十到二十兑换)必定能影响战局和政局，通过直接建立战争工业，挫败日本人对内地的经济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运动。

这笔资金能够得到吗？如果现在的所有贷款都履行的话，中国工会应能很快得到近四千万元，而且协商实际上已经进行完毕。中国银行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投资这个数目三倍到四倍的资金。三十亿元中的一部分闲置在上海，七亿闲置在香港，九千万美元的中国资本闲置在美国，这些资本应该是能够得到的，特别是如果这两个城市落入日本人之手。

但是，为了维持中国人的生存和信心，没有什么比立即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五千万美元或者是一亿元生产救济贷款更重要的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算、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在远东的日本人的问题，可以使中国人能永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和总统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个方法，我相信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同意这项贷款。这项贷款会立即导致提取大量中国资本到内地，不是投资给合作社，就是投资给其他项目。它可能首先为中国挽救在上海的三十亿元，而不是让这笔资金落入日本人手中。我们可以善意问一句，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投资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回答是难以理解的，但大多因为他们没有远见来理解工业化的含义，特别是涉及民族斗争或内战的问题。这对美国人来说，根本不能作为借口。

英国政府的友好贷款，大约二十五万英磅及英国合作运动组织答应发放的十万英磅贷款，也将对中国人的信心产生几倍于这些钱价值的影响，大大恢复了英国在这两大洲的这场战争中取胜的信心。

这是一个黄金般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就会铸成反对民主的另一个大错——成为导致他们不断失败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以往和未来失职行为和错误的良心钱。中国人能够把这次远东的战争进行到底，并同时阻止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除非他们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所有的人力物力都组织起来。他们需要鼓励，胜过任何物质帮助，说也奇怪，他们被国际关系的老虎钳夹住了，不知道怎么去挣脱它。他们主要需要的是一种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使他们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没有内战，声势强大的工合运动能提供这一点，因为它意味着内地半封建状态的一种基本变化。在自由中国，甚至用一百万美元的贷款，来鼓励这次运动，便可以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工业革命的条件成熟了。战争造成它的到来。只要中国继续奋斗，用目前工业合作的方法，在六倍或七倍于法国那样大小的地区内，能兴建起各种小型工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工合运动总的情况：

1.中国工合运动是战争条件下的产物，它现在的成功，主要是由于这些条件。但另一方面，历史上极新的工业运动也一直是这样。只要继续抵抗，中国工合就能继续发展，并在中国生活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持，它就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自然地形成抗日基地。如果逻辑学是按照它自己的意思办事的话，中国工合极适合这一时刻历史的需要。它将成为自由中国在各地区工业的基本形式，包括以前的苏区。在目前条件下，通过扩大机器制造车间和采矿设备，它能够建立起几十万个小型工厂。实际上，它能生产现阶段要求的各种轻机械，能够使其生产方式日益机械化，为现阶段分散的轻工业发展提供足够钢、煤、铁、铜和电力，甚至在目前的战争状态下，也可以提供。

2.在明年前后，如果出现日本人所说的“和平”的话，合作运动在内地仍将继续存在，但它的未来相当渺茫，虽然会比私人工业和内地的大工厂好一些。工合会由于继续混乱和髙昂的运输费用同上海和日本竞争几年，但是最终，整个中国很可能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一个民族不可能长期以半奴隶半自由状态存在。只有在中国工合能够得到约八亿元或者更多资金的条件下，它才能建立起一个机械化的工业系统，长期有效地同沿海和日本竞争。然而，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种和平会使在内地建立工业更加必要，既为中国人，也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需要在中国北方以及东边沿海地区与日本统治者抗衡。因此，战争将被转换成经济斗争，并且合作工业、教育，组织会加强中国人继续抗争的信心，或是主动抗争或是被动抗争。日本人不能在军事上摧毁这样一个分散的运动。它仍然能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然而，依我之见，“和平”是许多年来的一个神话。它只能意味着内地的内战和盗匪活动，而贫困的加剧仍然要求内地实现工业化。中国在日本统治下不可能有和平。经济问题太根深蒂固了。甚至在战前，这些问题就导致过不停息的混乱和斗争。为了吃饭，中国人必须为经济入侵进行反抗斗争。这一反抗斗争将继续下去，为此，分散的工业将永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日本在沿海地区吸收了二百万或三百万中国工厂工人，这对内地的经济状况没有什么实质帮助，而合作工业会日益机械化。

3.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工合运动虽然会遭受各种事变，但它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会继续发展。它可能会因客观需要的优势而形成解决问题的基础。资本主义通过跳板向前发展，而共产主义没有更多的可行的办法为他们自己提供工业方案，妥协性要少的多。不管出现什么形式的政体，合作工业都会形成一个民主基地，并且会永远是反对日本统治的、争取经济独立的一个关键。如果该运动在八路军区域有约五万个合作社，或者在中国其它地方有十五万个合作社，就不会有内战，而由起作用的民主替代。

4.中国人要早日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定它能在消耗战中取胜，或者在与美国、英国或者苏联的合作中取胜，形势会非常混乱。工合在内地会健康地成长，并不得不与沿海的新工业竞争。

鉴于过去的历史及目前世界经济状况，中国不可能有正常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即使它贏得了这次战争。历史的逻辑指出，合作生产和分配是一种把社会改造成某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民主基础。如果说有什么历史逻辑的话，那就是工合有可能继续通过战争和内战发展，直到远东的这个大问题得到解决，和平繁荣的社会建立起来。假设这个机会被忽视掉，那似乎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侮辱。

假设中国不会被日本彻底毁掉，工合也不会被中国人通过不公平斗争毁掉，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必须指出，除了广州、汉口和其它独立自主的中国城市外，工业革命还没有在任何主要方面影响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外国控制下的上海、香港和天津，实际上留在这基本构架的“外部”，作为外国工业为同一个总目的服务。从沿海和国外进入内地的产品，毁掉了内地的手工业，没有给工业化带来任何确实有益的利益，相反却破坏了经济，除了给北方的棉农和矿工带来一点好处外。日本的入侵加深了这一副作用。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性的，外国竞争大大阻止了中国的工业化。

许多年来，首要考虑的就是工业化的问题，而且从未得到成功的解决。大多数国外来的工业专家，他们从中国需要的观点出发，研究了中国的形势，旨在推荐开办小型工业，至少在目前这一阶段——这种小型工业在今后的许多年仍然必须存在。托尼在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普遍推荐合作社，斯特里克兰几年前就建议对农村工业实行合作社办法，表达了他相信“中国手艺人的能力非常接近专业协会”。

我们应重视路易·艾黎关于这个问题的判断，因为他对农村工业和城市的车间以及大工厂进行了多年细心研究。他相信，只要工业合作社在广大地区内能尽快发展，并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产分配综合系统，工合就能站住脚。

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在中国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较多利用劳动力，少用机械，部分原因是需要分散工资和利益，以激发总的经济改革。

另一点是，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除了上海以外，基础私有工业没有政府资助不能发展。因此，主要工业是由政府开办的。这表明私有企业不能带动基本工业革命。将来，这一点会被进一步证实。选择似乎是在政府工业或合作制工业之间，而不是在私人工业及其它形式的工业之间。中国政府和银行家已经同意农业合作作为财政上最可行的办法，不过不是为了土地拥有者。最先进的思想家现在正在考虑合作工业的事，这种考虑不是来自选择，而是来自客观需要。

遗憾的是，在这次战争的前几年期间，政府没有看到在内地建设分散工业的需要。他们有过一个工业计划，但没有把日本人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没有把工业防卫的需要考虑进去。相反，他们在南京及其它城市继续修建大工厂，这些大工厂在战争期间被敌人占领，这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外国的竞争这个原因以外，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工业为什么没有自然发展，还有许多原因。这些原因与历史的分裂时期密切相关，而各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会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首先是缺少资本，而且高利贷年利率有时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另一个原因是内战，相伴出现的是，农民的背井离乡。缺少领导来改进技术效率和管理也是一个因素。旧的互助性质的协会制也阻止了它的发展，形成了方法保密和保持着产品垄断。各省间的厘金（税），税款，军阀压榨及整个生产的半封建关系也都是有责任的。目前的战争打散了所有这一切半封建状态，为工业革命扫清了道路。

需着重指出的是，晚至一九二七年，与仅有的一百五十万个现代工厂以及各条战线上的二百七十五万全部产业工人相比，中国地方工业的手工艺工人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人。然而那时，纺织工业，比如，棉纺业和丝织业实际上已经达到其发展高峰。在一百二十三个棉纺厂中，有四百万棉纱绽；在九十三个丝织厂中，有二万二千个缫丝机架。后来丝织业衰退，一九三七年只有一百四十个棉纺厂，五百五十万个棉纱锭。

路易·艾黎经常指出，除了大的棉纺厂外，上海工业的大部分各种产品的生产都是在小生产车间进行的，街道上林立着这样的车间。与上海的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个车间相比，只有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大工厂。棉精纺是最基本工业，小量生产不能与内地的大工厂竞争，目前内地的纺纱厂通常把他们纺的纱卖给手工织布者。中国的合作社能不费力气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大纺纱厂，因为劳力补缺不大，并且少量支付的薪金被转换，而没有任何利润或资本方面显著损失。在英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在私人工业中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

在几乎所有的一般商业中，上海的小车间仍是竞争的胜利者——金属拋光、自行车制造、供电、铸造、机器制造等等。换句话说，人力在中国相当便宜，可以与机器竞争，甚至在上海这个动力充裕、便宜，且机器容易从日本，或其它地方进口的城市里。中国的资本是她的劳动力。到现在为止，以钱作为资本为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情况从来没有，除了上海以外。甚至在日本，重工业都是用政府的钱建立起来的。工厂规模的相对效益受劳动力或资本不足的制约。

观察日本小型工业的生存仍然使人更为惊奇，那里的工业高度集中在两个或者三个城市里。这正好是在工业区的心脏里进行竞争，事实上，车间是全日本工业的真正基地。许多大工厂是装配厂，甚至包括一些重工业。零件在车间里制造，卖给工厂。

据利物浦大学教授艾伦，在他的名为“日本，饥饿的客人”一书中，所述情况如下：“如果我们把房屋建筑和公用事业排除在外，在1930年，只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口从事制造工业，约三十一万五千人从事采矿和采石。在制造工业人员中，约一半人是在五人以下的车间工作，约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在五十人以下的车间工作。对于这些从事小规模制造业的人来说，应该再加进一些其他人（在人口普查中被归入商业群体），他们在小型车间里工作，在那制造出东西并出售。用产品来衡量，这些小型工业的重要性，从他们所能提供的总的雇用劳动比例来看，比较小。一些工人仅能断断续续地从事工作；在小车间里，失业人数更多；大多数小车间的劳力使用率比在大工厂的使用率低。有了这一切证据，人们能断定“大部分日本制造工业是在很小的工作间进行的……

“这些小车间近年来大量出现。其中一些是由工人开办的，这些工人在经济萧条期间被大工厂解雇，用他们的解雇津贴自己组织起来从事商业。有些是农民首创的，这些农民原先是把工业作为他们的副业而进行的。制造商在他们更有利可图的时侯，就变换到新的行业去，显示出不寻常的机动灵活性，许多车间都很好地用动力机械装备起来。现在用于纺织和金工的机器是日本的既便宜又简单的机器，电力到处都有。

“阐述这些行业中小单位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目前日本劳动力富裕，而且缺少资本，并只能勉强维持下去。因农业萧条引起的劳力市场的压力非常大，以至于都没有工资支付标准。小车间充满了一个家庭的成员，或者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廉价的劳力，人们为极低的报酬，而长时间工作。当一个企业家能从大量小的从属供应厂商那里，获得非常廉价的他所需要的物品时，冒着失去资本的危险，去办工厂是不合算的……

“由于日本的棉花工业是其最大的制造业之一，由于在西方有关日本的普遍文学作品中流行着对于这一工业的许多错误看法，一则简短的关于这一工业的报道也许是真实的。人们常常设想，大多数工业在其各个阶段都得到大公司的热情指导……这些想法几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大约全部布匹的五分之三(数量），以及缝制日本和服的精细布料是纺织工棚生产出来的。一些工棚还不到十台织机，但相当一部分工棚是由手织机组成的，当然比例在不断下降。五十台织机以下工棚里的织机，占全部织机几乎一半，都在织布专家手里。

“……即使在日本规模较大的行业中，通常都可以见到小生产者的。无论什么地方，一个大工厂只要建立起来，它就很快被大批小的工作间包围起来，这些小车间进行辅助加工。在神户的川崎船舶修造厂附近，挤满了从事小规模生产的机械师，他们从事着大工厂分发给他们的工作。在横滨附近，一个大型糖果巧克力工厂，吸引了它邻近的大批小厂生产包装材料。在国外风格的瓷器贸易中，较高质量的出口品在几个大工厂里制造，这些大工厂与西方类似的工厂相比，在规模和生产方法方面较优越。然而，在较低质量的商品贸易中，由从事小规模生产的陶工，为商人或者大工厂主制出白“体”，每类陶工专攻一种特殊类型的材料，装饰由另外的从事小生产的专门人进行。一些西方观察家，对在日本流行的小生产单位生产商品的（这些商品在英国是大工厂里生产的）的现象进行了评论，他们把这作为多数日本工业相对效率差的象征。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公平的，恰恰相反，在部分棉花贸易中，大型“联合”厂对于兰开夏郡的专业化式的工厂来说，是一种优越的组织形式。在规模和组织方面的这些悬殊差别，不取决于产品的差异，可以主要解释为由于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相对缺乏和两国的资本差异造成的……

“虽然许多日本人认为，小型工业组织在西方的大规模经营工业之所以生存下来，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社会组织的某一基本的及持久的独特性，实际上，这种形势正是目前阶段他们国家工业发展所期望的。资本比较缺乏，而工业劳力，由于人口增长率高，由于从陆地上来的移民，因此是充足的。在这些情况下，使要求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的工业工序加工，当然合算。”

艾黎说，在小规模工业中，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大工厂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合作管理对这些车间会是很好的。随着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在日本，无疑将会出现一个急骤的合作运动，包括工业，而这些合作者的相互利益，在造成中日关系纠纷达成一个明智解决方面，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的合作工业能同日本产品及沿海的成批生产竞争吗？目前，虽然日本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倾销货物，这些货物是通过最低的不公开的运费，由军事运输进来的，工合的产品还是在竞争中取胜。日本产品正在侵入所有工合城镇。幸好，中国货币的下跌帮助这次竞争胜利成为可能。当“和平”到来时，这一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一些合作社将不能继续存在。当然，为了保证胜利，有必要在各省建立一个广泛有效的生产及销售系统，工合的领导人正在积极工作，以便不失时机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基地。如果车间能与大阪（日）和上海的大工厂竞争，那么，数百里外的中国穷乡僻壤工合协会就能够同日本人或者沿海工厂竞争，中国人的劳动效率不比日本人的差，但现在在劳力市场上，日本劳动出价高于中国劳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海的日本工厂比在日本本土的工厂赚钱多的原因。（当然，合作社的社会目的是提高工资和增加购买力，这符合各地劳工的相互利益，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提高中国人的标准，才会使日本人能要求较高的工资，增加他们在国内的购买力。）

为什么一个效率高的工合系统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能够与日本和沿海竞争，有几种原因。运输费用在中国始终是很高。由于公路、铁路和桥梁在战争中被破坏了，因此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运输不会比战前便宜。需要大力发展运输事业，以中国人能够承担的物价水平，为产品销售开发内地市场。那么谁为这项建设掏钱呢？如果中国人勉强做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必然会什么也得不到，甚至买一碗饭的钱也留不下。在铁路建设的初期，中国不那么富有。

像以往一样，较便宜的货币有利于中国的工业。

不管怎样，决不会有和平，除非中国贏得决定性的胜利。游击战争会使日本货物运输困难而昂贵，也可以继续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抵制。

工合内陆省份购销系统会大大降低价格，在利用内地的中国原料(毛、棉、矿物）方面，工合处在比日本人有利的位置。日本人是不能同中国的工业竞争的，除非中国便宜的原材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不相信工合能生产比日本便宜多的毛织品和棉织品是不现实的，日本人在内蒙古买好羊毛，在中国北部买好棉花，把它运到大阪，进行制造，然后再把它运回到遥远的内地出售。

然而，为什么工合能在同日本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是因为中国贫穷，在日本侵略下，日本产品在中国很少有市场。日本不能为其产品创造购买力，但是，工业合作社能够，并且正在为他们自己创造这种市场。

西安和宝鸡的合作社正在同日本产品成功竞争的事实就是象征，因为敌人的货物在农村泛滥，日本人敞开陇海线，一条要道。从潼关（通向西北的关口）中国海关局来的一份统计表显示，1939年6月和7月间，价值5，135，574.80的产品交纳了规定的关税。以此比率，一年约有价值三千三百万元的货物涌入。商品目录里包括四十种不同的产品，从布匹到纸、肥皂、蔗糖、香烟和钉子。几乎所有这些货物都是日本制造，中囯商人出售。这两个月期间，向东销售的产品价值为163，791.20元。然而，与此相比，西北的中国工合一个月通常生产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产品，1940年6月，生产了价值六百万元的产品。

目前战时的高价格对中国工合有利，不仅在出售产品能获得利润，而且创造对较便宜的、地方产品的需求。同时，在千方百计提供商品市场方面的贡献，其本身对国(家)就是具有巨太的价值。甚至连这个运动的对立面也不得不承认了这样的事实。现在的问题不是同其它工业竞争的问题，而几乎是中国经济存亡的问题。整个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各个领域的发展。

比如，1940年，一个日本搪瓷缸子在西安值六元。这些缸子是战士们携带使用的。但是一旦工业发展起来，中国工合生产的锡制的杯子或搪瓷缸子每个只有二毛到五毛钱。南方有大量锡。当我在战争期间的1937年冬天在西安买下一个缸子时，中国造的搪瓷缸子通常每个只卖二毛钱。

生活费用在西北比在其它地方要高得多，然而，这正是工合赚取最高利润，建立其最好基地的地方。1938年，西北的中国工合工人的伙食费每月八元；到1938年是十二元；而到1940年7月，一天两顿饭，伙食费就升高到二十二元。

根据成都的一个价格索引，从1939年3月到1940年3月期间，当地物价提高了126%；而从1937年到1940年，提髙了167%。粮食价格提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商人们囤积牟取暴利，还由于税收。从1937年到1939年11月，成都的米价提高了75%，而当时只有三十五元一石（三百斤），与此同时，在成都仅仅几英里外，就是五十二元一石，在昆明就是一百零四元一石——昆明的价格主要是由于消费税收太重。

南京大学在成都所进行的零售价格指数调查表明，从1937年春天到1940年2月，工人的生活费用上升了111%，这比该地区的其它阶层要低，平均为132%。

在中国的另一端，最远的东南，西奥多·赫尔曼在1940年3月9日的“广州湾中国工合”补给站报告中说，虽然日本和上海造的产品能很容易地进入这个港口，但价钱仍然非常高。一件上海造棉布衬衣二元三角钱，一个搪瓷脸盆二元五角钱。

1939年3月，艾黎报告，手电筒用的一对干电池从沿海运进来要一元四角到一元六角，而工合干电池合作社是通过回收旧电池，并给旧电池重新填上新材料制成的。工合生产的全新电池是进口电池价格的三分之一。

吴氏发明了一项制造编织机针眼的技术，以前从日本进口，十五元买五百个，现在只花这个价钱的十分之一。

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其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合作生产只是在工业革命后的十九世纪才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到，而此时，工业革命的罪恶已经获胜。实际上，有时这些空想者认为工业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并追求乡村田园牧歌式的幻想，这就使他们不能超出布鲁克的农耕畜牧时期。合作社常常成为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满足于接受为资本家生产的产品销售的职务。合作工厂的早期想法，被为利润而进行成批生产的强大的竞争摧毁，社员们没有勇气或创造力为他们自己设计一个成批生产系统。资本主义公司里公众购买的股份代替了它。由于集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存在，因此，要打乱它，使它成为效率差的单位，是不科学的，所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订出一个计划，收回国家管理。在电煮器下面点燃令人愉快的北美松油火是没有用处的。现在，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理论家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控制的工业下面保存，或创造民主管理和自由的基地。

中国合作工业的问题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甚至不同于欧洲合作运动开始时的那些国家。这是因为中国工业进入世界太晚，中国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面对着强大的国外的对手。这更像沙俄，那时沙俄发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合作运动，在合作战线上有许多工业劳动组合，或者说这更像斯堪的纳维亚。在中国，合作工业有更多的机会与地方私人工业竞争，特别是在工艺先进和电力方面竞争，这样就能利用优势改进生产。

在中国，有可能在合作的道路上重新组织和建设新工业，可以这么说，就是取得有利地位。当合作系统的基础建立起来时，必须首先考虑生产，其次便是不必出售私人竞争者生产的产品。除非与工业合作社有联系，中国的消费合作社当时出售比较便宜的日本产品，不要梦想联合抵制购买，除非消费者协会由中国工合指挥。比如，英国的合作社，通过购物极大地帮助了日本的工业。凡是生产已发展了的地方，那里的消费者协会就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中国，它们应由合作工业作先导，以便对合作制本身有价值。一旦中国工合壮大起来，它就会在发展和促进真正的消费者工会中取得领导地位，也会在供销方面取得领导地位。像在英国一样，为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办工厂，以私人资格雇用劳力，这就意味着富人将把这作为一种合作形式加以控制，因为中国的穷人不能给他们提供资金。否则便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拿出几分钱或者几元钱，这样组织起来是极困难的。然而，消费者工会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进展很顺利，因为那里没有富有的绅士剥削他们。

中国工合受到国外合作社员们的批评，认为它是一个政府机构。然而，这却是在中国条件下工合成长的基础。否则，它永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运动，或许甚至不能建立一个小型模式中心。它甚至要求政府给较多的保护和更多的倡导。在政府内部和各省的既得利益者中，对工合许多反对意见，要求按工合的民主特点，使合作社符合纯粹的合作社。

然而，就事实而论，中国工合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是一个普遍的人民运动。工合是由非官方的志愿者组织起来，并且由无政治背景的工程师们建设起来的，这些人，除刘氏外，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工合对任何党派和团体没有义务，迄今为止，工合是独立的，除了它的资本来源以外。不能回避这种依赖关系。在目前的条件下，工合没有选择的余地，直到它能为自己积累资金。

在中国工合没有发展到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前，始终存在着落入一些官僚主义、政治集团手里或者被银行利息左右的危险。这只能通过政府多拨款和多种多样的银行投资来解决。最主要的应该是一大笔美国政府贷款，来鼓励这个运动的健康成长，以及国际合作运动和国外民主同情者的经济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会消除中国反动派的敌意并鼓励中国的进步力量。

在汉口的最初日子里，就有两个政府集团阴险地企图控制这次运动，把工合置于错综复杂的官僚政治中间，以控制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工合的更加强大和较多的资本积累，这个企图不断加剧。如果这两个对立集团的一方或者另一方得到控制权，那么就会出现中国政治上通常的拉拢与控制。截止现在，中国工合能发展得这样好，是因为领导人独立于一切政治关系之外，并配合得极好，有非凡的合作精神。

人们常常忧虑地表示，中国工合将走向中国农村合作社的道路，成为一个腐败贪污的官僚机构。如果工合处在为这个国家事务负责的人的控制之下，其趋势将是推翻工合，迎合各省的地主和商人的剥削利益。农村合作社大都是实现这种利益的工具，而且其领导们的作用就是紧紧地同地主、商人站在一起。然而，中国工合基本上是健康的，只有改变它的章程，转移它的基本目的，它才能被毁掉，被这样的分子控制。像农业合作社具有必要性一样，中国工合不是建立在腐败的、半封建的下层结构上，而是建立在它自己的新的基础上。实际上，工业合作社能成为中国农业合作的救世主。这是一件在任何东方国家合作运动中从未有过的最好的事情。

中国有一场光辉灿烂的、健康的新运动——对现任领导的试金石。这种运动对中国目前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什么客观理由，不给工合全力支持。如果工合被自私、愚蠢、眼光短浅的利益毁掉，贪污腐败起来，这就证明，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是无希望的或者未来的国家事务中没有有能力的领导。

如果工合失败，从相反方向考虑，我们倒盼望再一次出现内战和混乱，——依我之见，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进程。如果工合失败，我们还要责怪英国和美国，因为他们现在就能够以相当少的钱作为投资，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当前的工合组织中，民主还不十分充分，但重要的事实是，民主正在不断扩大，而不是正在倒退。迄今为止，来自上层的控制是仁慈的，而不是反民主的。组织者们有责任指导，并引导这场运动，在中国，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官僚主义。但工合社员有他们的选举权，并迅速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权利。他们需要教育、培训和更多的资金，来加强这一运动的民主基础。工合现在的领导人，都正在真心实意地建设真正的合作社，只要他们掌握着权力，只要工合成员能够真正行使他们的选举权，工合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自然的发展前途。

说到将来，当务之急是，工合必须尽快得到一大笔资金——扩大这一运动；增加制造、购买机械的投入，以便使工业机械化；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吸收所有能够吸收的工程师、技术员、熟练工人、教师、医生、护士和组织者。有必要使优秀社员走上领导岗位，并有必要在合作社员中扩大教育工作，还要建立新的技术学校，尽快为各类工业培训技术人员。

在一些外国访问者中，有一种倾向，他们不熟悉中国经济的较大历史问题，低估了这次运动的可能性。有一些人甚至设想它的将来不能同中国私人工业竞争。他们建议工合不应太“雄心勃勃”；应该只建立在小小的村庄，慷慨地把大城市交给私人去盈利；工合应当集中精力制造农具和堆积肥料；工合不应当接受大的武器定货；它应当先开办合作学校，再办工业学校；工合必须与强大的资本家和工业努力进行殊死的斗争；它应当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依此制定出计划。比如他们设想，工合一定会像英国的合作工业一样受到历史性的限制；中国将走过去欧洲国家所走的道路。如果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国，世界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世界，那么，所有这一切批评必会有效。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国际经济在判断这场运动方面的整个复杂性，这一复杂性使得从中国、菲律宾到南美的一切落后国家不可能发展本地资本主义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殖民经济形式），在过去一直不能把民族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实际上如果不被日本人侵摧毁——这是日本的设计，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会受更多的限制。中国工业合作受限制有许多因素，但是这些限制比起那些面对目前中国工业的任何其它形式的限制要少的多。大问题存亡攸关，而大措施将保证它们的成功。

以我之见，实际上，合作工业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由最主要的中国银行家支持，并且迄今为止获得成功，就是它正确的证明。如果发现了另一个可行的办法的话，合作工业绝对不会发生。人们只需要把政府花在精心照料私营工业的数百万元与收回的生产价值作以比较，就能判断合作工业是如何的健全。中国银行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加上一句，他们在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有足够的经历来认识建立一个大的现代化大工厂的困难。

这种形式的工业，一定不能被看成几个分散的车间，而应当看作一场运动。工合像是一个把小工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长长的链子，建起了一个销售、供应和运输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工合的力量所在。正像孔祥熙博士在重庆的中国工合会议上，两小时的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战斗机正在头顶嗡嗡叫着：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把大规模的组织与小规模的车间组织起来。”他评论道，中国工合是“中国创造力的一个突出例子，她使自己适应其形势，特别是在这些遭受反复破坏的日子中，中国工合使我想起了它在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深远意义”。他接着把他作为中国中央银行领导，当他接到需交付银行利息的几百万元的工厂，在轰炸中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的报告时，把他的焦虑和对合作社的信任作了对比。“中国工业合作社不仅仅是一种战时的组织”，他继续说，“它们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力量，这样，它们战后才能过渡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机械化状态。”

私人小型竞争工厂在中国没有前途，但是合作生产和合作销售网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意思是批量生产不是只在一个屋檐下，而是通过分散组织这样一个简单形式，从运输困难和中国各省的孤立的市场中心来看，这种简单形式，是有效得多的一种形式。人们应当把每个中国工合中心当作一个生产聚合集体。比如，在西北总部城内和附近有一百五十个合作社，雇用了一千五百多人，有三千多计件工人，七月份生产了价值一百多万元的产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业企业。当有人认为同时可能建立农业经济，作为庞大的合作系统的一部分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明显了。

中国合作社为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能提供不但最好，而且最适宜的工业模式，这是中国工业专家、许多美国人和英国观察家仔细考虑过的意见。上海英国商会主席罗伯特•考尔德•马歇尔先生，在他1940年对商会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中，阐述了他的意见。引用他的话说，他“找不出为什么‘自由’中国不通过工业合作运动的扩大获得自给自足。虽然缺少运输设备，妨碍了大一些计划的完成，但是一些小厂的运输，例如，合作社建立起来的厂子，没有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总结说，“大工厂的这种萌芽期必然对国家的经济生活有利，开发了到目前为止未被开发的大片地区。”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公正的见解，就需要提到五个国家里各促进会活跃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还要记住那些在中国工合工作中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人们，比如路易•艾黎，泰勒，刘易斯•斯迈思博士，拉波伍德，查理斯•里格斯，及其他人。

正如刘氏最近所说，“欧洲战争起到了消减从友好国家进口商品的作用，这种作用增加了中国工合抵抗日本经济进攻的重要性。中国应当最大限度实现自给自足的要求，就变得比任何时侯都重要。”

对中国沿海的封锁是由缅甸公路的关闭而完成的。这使得在中国建立工业基地的至关重要性突现出来。这一增加的压力，可以带来中国生产力的解放。随着这种基地的建立，香港和上海的损失对中国没有不利的影响。的确，这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技术员、医生解放出来，为在内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打破了阻止中国首都迁往内地的僵局。中国将重新依赖她自己的资源，将被迫充分开发这些资源。需要不仅是发明之母，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变化和进步的一切伟大运动之母。

最后，我引用一个人的意见，他为这个新的民主的、正在建设的中国绘制了蓝图。在1940年8月与本书作者的讨论中，路易•艾黎说：

“中国合作工业的成功已经被证实。两年的经验显示出，这个想法可行，而且进行得很好。它不再只是一种经验，而是一个实现的事实。中国工合在合作史上获得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其它国家以前从未有过的极难得的机会在中国存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能够在其它国家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中国工业合作的未来将在农业复兴和建设现代工业的共同纲领中，与消费者和农村合作社组合成一体。道路是敞开的。我们的工作是组织起来向前进。我们需要各地我们的朋友充满信心；今天世界上没有懦怯、害怕以及迟疑的余地。我们需要各地合作社社员、以及进步人士，经常谈到而从未实现的那种国际支持。中国在远东正在领导一个新的运动，它负责对其它地方的问题提供基本的解决办法。我们盼望一个合作的中国与合作的日本平等相处，没有军国主义。在这个战后的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繁荣而它的邻邦正在饿饭和被奴役。资源和技术必须在各处发展，利益分配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平等，这样，人民群众才可能达到新的文明水平。举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合作的中国来说，要帮助解决中国、蒙古、西藏和伊斯兰间的问题将是多么容易。我们只是刚刚迈开了这一步。工合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中国合作社正在人类争取进步的第一线奋斗，而抓住这显著的时刻，民主会赢得稳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