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虽然一直很谨慎，但却变得日益关心合作社，把它看作一种可行的投资。战争期间，他们主要担心的—件事，是设法得到国外支持，来保持国内货币的价值，但有才能的金融家开始看到，这样的人工支撑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如果这些钱要有永久的价值基础，必须把它投入生产。对分散式的合作工业投资，在维护货币价值方面当然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因素，也能按合理的利率归还它自己的贷款。受银行家欢迎的另一件事是这些合作社管理中的诚实和效率，杜绝浪费以及延误。

合作社章程使得现代化管理和忠诚管理成为可能,这一章程，每一个成员必须接受，否则就开除出协会。会计班正在迅速地改进记帐制度，总之，对于内地平时马虎的经营方法来说，这是一大改进。内地省份的联合工合制，使得通过总部以最少的烦琐程序和监督给工业贷款成为可能。这一制度与任何给个体业主发放出数千元小的贷款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了在全线必然作出努力外，还派出他们自己的会计，并以巨大的花费成立了数百个分行。银行家也看到这种工业在改进内地总经济状况和贸易状况方面的价值，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在任何其它领域投资的价值。

人们一直在推测大资本集团对工业合作社投资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考虑到三十亿闲置在上海，七亿闲置在香港和现在在美国的九千万美元的中国资本。最近有一个倾向，资本离开靠不住的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在内地寻求投资，问题主要变成了仅仅为了安全，而不是为利润。

宋子文博士，中国最卓越的财政头脑之一，一直是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导人，从工业合作社第一次提出来的那一时刻起，就支持这种想法，紧接着便是他下面的职员。1938年实际工作一开始，他就志愿提供实验贷款，不用担保人，给了二十万元，是通过路易•艾黎和上海委员会谈判而成的。这笔款子用于西南总部。他对整个工合事业相信的程度，可以通过事实反映出来，那就是他又从“四大银行”安排了一百万元长期贷款，以百分之六的利息贷给西南总部，这四大银行是：中国银行、中国中央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这是由国际委员会处理的，宋博士是其中一位领导人。中国银行,也就是宋是主席的那个银行，提供给中国工合的总贷款总数在二千万元以上，包括四川分行及其它省的分行的贷款。一个私人银行给西北总部二十万元贷款。广东银行、陕西和当地的一些银行也给了一百万以上的贷款。

中国小一些的省银行特别害怕冒险，过去通常为此收取过高的利率。但是，几星期以后，西北总部成立了，卢广绵却能从当地银行无息借到了二万元。到1939年9月，卢从银行家那里成功地借到三十六万四千元，贷款没遇到什么困难就偿还了。梁士纯在他的1940年1月西北之行后，写道：“银行家把钱贷给我们的合作社是很合算的，陕西的一个银行家对他说，“在中国，工业合作社是唯一有希望的和有意义的投资。”

在四川，建设委员会专员陈祖三先生，是一个银行家，他在1939年1月的讲话中，当众保证他对中国工合的支持，他说:“我们必须让人民感觉到，他们是主人而不是奴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并建设一个新中国。在表达人民是国家主人这一感觉方面，中国工合是最有效的方法。”

1939年，孔祥熙夫人为陕西的淘金合作社拿出十万元的个人贷款。1939年12月中旬，月产六十到七十盎司黄金的五十个合作社沿汉水组织起来，只用了贷款二万元，每个合作社平均二十五人。西北总部估计，到春天，会有二百五十个合作社投入工作，到价值约二百万元的黄金生产出来的时侯，本金就可以归还。同时，可以为约五万难民给予生活出路，包括矿工们的家属。

工业合作社希望得到国外个人和政府的贷款，虽然截止现在，这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还未实现。但是，欧洲战争前，英-中合作发展协会有限公司成立了，帮助中国工合,计划出售股份给英国的合作社社员，筹集十万英磅贷款。

正在制定一个债券计划,便利了向外国资金提供保证。同时，宋子文博士在1940年安排中国银行通过国际委员会给国外个人贷款五万英磅提供担保。孔祥熙博士也相应地同意了中国中央银行将对另五万英磅提供担保。

外国个人贷款是通过香港的国际委员会进行的，中国银行的贷款也是如此。这样，代表三家大银行的主要的香港中国银行家就算作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宋子文博士，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陈先生，会计师和副主席；钟先生，中国中央银行经理；凯良先生，广州银行经理。（T•凯良先生是香港促进委员会的会计师,钟先生现在是其主席）。谭先生，是王-谭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合股人，也是国际委员会成员，并帮助记帐。

1940年4月，国际委员会主席毕晓普•霍尔，到重庆去了一趟,在那里，他同孔博士和中国工合办事处领导刘先生，就国外贷款问题，进行了正式磋商。国际委员会5月14日的备忘录引用了他的报告说:“主席给孔博士略述了委员会有关外国贷款的建议，孔博士对此完全赞成。这建议包括下面几点：1)国际委员会依赖中国银行担保，对外国贷款负责。2)我们立即转达重庆,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了，从他们那里要得到一个负担支付归还贷款的担保。3)重庆遵守我们的要求，以每年百分之十归还国外贷款给国际委员会，做为偿债基金及支付利息。

孔博士还答应在香港成立一个中央银行，对外国贷款进行类似于中国银行的担保。因此国际委员会的担保人应该是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各占一半。毕晓普、霍尔主席感到，有了孔博士这么慷慨的允诺，对国际委员会来说，很快接受国外贷款将会更加容易。

1940年，国际委员会收到有意思的两千英磅贷款，来自英格兰中洛锡安区达尔凯斯的纽巴特尔•阿贝依大学的弗雷泽。这是他终生积蓄的一部分，在战争的非常期间，他主动拿出这笔钱给了艾黎，不要利息。

伊丽莎白•肖小姐，一位美国人，也主动给了一千美元贷款,后来她把这笔钱变成赠送。这笔钱为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点四九中国元，用于建立西南总部模范难民村。

未来的国外个人贷款达十万英磅，最近已由中国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担保，还有以分期付款方式的几百万美元贷款，将毫无疑问从这样的来源接收，仍由这些政府银行担保。

中国工合可以马上使用最少五千万美元的长期“生产救济”贷款，这些贷款来自外国政府，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的。其中部分贷款将用于安排难民和失业人员的工作，使他们投入各种形式的战时工业生产。

1940年8月27日，作者同路易•艾黎进行了一次谈话，议(论的)是关于美国政府大笔贷款的问题。艾黎说，在下面的情况下，中国工合两年内能吸收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假如其利率不超过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三左右，贷款在二十五年后可重新供给，有五年以后分期偿还；百分之十用于办公、培训和研究，能够最后归入基本基金偿还贷款；最有效的检验和审计工作发展起来，政治自由；有一个好的顾问委员会，包括美国工程师，给于帮助。

艾黎强调，中国工合的效率和健全取决于对小规模的合作社实行大规模的管理，不受轰炸，靠近市场和原料产地，以便节约运输费用。可以设想每个工厂都不是孤立起来的，而是协调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要获得最大效率，只有通过各总部下属的当地强有力的联盟，每一个联盟都要与广泛而完整的省内系统的市场、供应、运输紧密合作。这样，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整个系统才能在计划好的基础上开展。

艾黎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工合得到的开办资金援助，足够实现一种大规模联合工业，中国工合能够比过去任何时候,在中国所尝试的，更有效的基础上，扩大和改进生产。他还感到，战时形势的刺激有助于补偿强加的外部困难。他相信，以合作精神热情工作的，受过充足训练的工人，已经成功地弥补了技术的落后。同时,他指出，中国工合能够趁机使现代技术适用于中国情况，花最少的钱，最有效的利用劳动力。机械化的程度和工厂的规模，取决于相对的萧条时期、劳动价值和资金。现在条件下，在中国较有利是利用较多的劳力、较少的资金设备，更不用说通过尽可能多发给消费者工资，来集结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工合是个人和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最可靠、最安全的项目。

艾黎相信,实际上，只要能认识到工合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工合就能克服中国工业化的一切限制。他指出，在中国现状下，五十年前英国、德国、美国那种小规模工业的办法仍然可以有效地采用。

他说:“比如，钢铁工业用大的电熔炉是愚蠢的作法。我们需要的是英国曾使用过的数以百计的贝氏式的平炉。我们需要数以百计的车间。这些可以建在中国各个角落，供应当地的需要。通过几个省把机器运来的费用是制造或者购买机器价值的二倍。

“中国工合的车间可以制造所要求的各种形式的机械，包括机床。我们已经装备了一个“中国奥伯林”式的金工车间。甚至现在，我们的十八个金工车间还在制造一种用于纺织的特别类型机器，从九英尺车床到昂贵的H.F.系列，自从英国这种车床，进口一直到摆到中国西部金工车间工程师们面前开始复制，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所有经改进的小型机器的模型和工艺程序。我们的工程师能复制一切：如果机器本身得不到，图纸也行。”

艾黎说，中国工合仍然能从各城市中抢救价值二千万的旧机器，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愿意从沿海迁移到内地来，他们知道工资和机遇确实在等着他们。他评论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几个月内从通商口岸吸收五万技术人员。”他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因此，在这方面，他应该是一个清楚的评判员。

艾黎说:“截至现在，我们除了进口了五辆卡车，汽油和H.F.纺织系列外，我们从未进口过任何东西，但是为了很快发展,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几台机器，比如梳棉机和梳毛机，制火柴机和制烟机。”

艾黎接着说:“确实有许多可以做的事，但我们还未曾触及到。比如，我们能够组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承包合作协会，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新的运输系统——公路、铁路、桥梁。这样的协会也应能重新造林、修筑河道、灌溉工程和控洪工程。合作管理比强迫式的和命令式的劳动更有效率。人们常常忽略了，几乎所有被墨索里尼吹嘘的那种公共事业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了，不是由法西斯，而是由六千个合作劳动承包协会，它们在今天意大利代表着最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和推翻墨索里尼政权的最大威胁。墨索里尼不能解散他们。如果他要解散他们，这个劳动组织就被破坏了。实际上，这些协会一方面是法西斯的工具，但同样实际的是，它们将成为人民自己斗争的工具。

“中国工合要改进质量，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只有通过开办自己的科研农场，栽种长绒棉、养良种羊，种酿酒的红薯，为运输养好的拉牵牲畜等。我们能够对农具进行必要的改进，用机械装备农业，还有肥料及其它需要。

“如果得到开办资金，我们将最终能够吸收中国的每一个闲散人员，并一度或永久消除盗匪、难民和内战。一旦能给穷人提供地方,他们会成千上万地聚集来加入工作——但他们自己没有资金。他们必须得到临时帮助，以便他们长期自助。

“一旦中国工合发展了它的成批生产系统，首先，中国货币问题就解决了，并且髙的成本也会降低。给中国工合大笔外国生产贷款，会自动使货币稳定的过程立即开始。不过，货币的人工支撑不会比昂贵的权宜之计更有价值。

“中国今天可悲的事情是不必要的浪费——闲散劳力的浪费、搁置不用的资源的浪费、闲置的资本浪费、吃闲饭的技术员和没有生产工作可做的大中学毕业生的浪费、运输方面的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易于被摧毁的、昂贵的大工厂对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而修建那些小厂可以进行相同的工作。

由于中国工合即时需要，艾黎列出了下面几项，所有必要的工厂，或是已经存在的能够恢复生产的，或是中国能制造的。

1.买两个现在闲置的棉纺厂重新组成小厂，以避免轰炸，在西北总部领导下开工，提供棉纱——10000000元

2.撤离并买下重庆的半毁坏的大工业，重新组合成小的合作单位——10000000元

3.从刘河、绥远、到山西、河南、湖北及南方扩大前线及战区工作——30000000元

4.沿土耳其斯坦路到青海（科科诺）发展工业合作社——5000000元

5.把云南省、大理——腊戍——云南——西康——缶安发展成一个基地——50000000元

6.建立一个运输系统，购置卡车并把它们转换成烧木炭和酒精的发动机——50000000元

7.建立一千个小酒精厂，每个厂需一万元——10000000元

8.制造纺纱机，包括投资给一个大车间——10000000元

9.发展小铁矿和小型钢铁厂——10000000元

10.给每一个市场和供应中心建立合作库存——15000000元

11.用贷款的百分之一为办公费用（工程技术人员及组织人员的工资）

总计：110000000元

最大的困难之一是保证发给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资基金。为保证运动发展，这项基金必须大大增加，还要进行培训和教育工作。然而，西北总部的总工程师吴氏说过，这个总部能够再吸收一千万元而不增加更多职员，这个数额能在两年内使西北地区自给。泰勒和刘易斯•斯迈思同意这个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