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工业合作社运动，担负着在中国为了民主而大量办培训教育的责任。把自理、自助、共同尽力的责任原则教给男人们、女人们、甚至孩子们。为了消除来自农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城市行业的陈旧的封建宗法关系，合作社教给他们平等的、合作的自己经营管理方法。在每一个补给站,来自各省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否定了中国社会那样强的旧地方主义。各地方言混合，及新的兄弟关系成长起来。裙带关系及家庭排外主义，在现实艰苦斗争中不再有生存空间，更广泛的社交及经济意识发展了。城市里的技术工人回到农村，启迪了落后的思想水平。知识分子和学生誓与劳动阶级紧密结合，为双方的利益而奋斗。

要把一个新的社会因素带给中国内地，是一项多么巨大的任务啊！不仅仅必须教给人们合作和工业生产方法，还必须教给他们文化和清算帐目，现代环境卫生维护和过集体生活。而且他们正在接受民族问题教育，每天都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自愿组织起合作社，肯定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最革命的运动之一。个人和家庭自私自利是国家的祸害，从而使得团体及小组不能够在没有嫉妒和经常发生的摩擦中一起工作。中国人似乎不能用平等的思想方法理解忠诚。始终存在着“上级和下级”，第一、第二等等，一直到徒弟和苦力。正由于这一点，有人总会不加思索地预言，合作生产在中国将会失败。然而它却成功了。突然的事件打破了千年的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工合现任领导是民主的，没有把官僚主义带入运动中来。但这种情况存在于政府中，也几乎存在于所有政府的企业中。

工作一开始就迫切地需要办学校和培训班，然而，为这项基本工作搞到资金是相当困难的。卢广绵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第一期“组织者”培训班。政府对于教育工作仍然没有实际支持，因此，我们发起了外部捐助。

现在，每一个总部都办有自己的组织者和会计培训班，还有文化学校，为妇女和难民办的各种纺织培训班，及一般机器操作班。开办了小学和幼儿园。共有九个幼儿园，十所小学，三个徒工学校，七个为难民妇女办的培训学校，同时计划再办一些新的学校。

让我们来看看西北总部的教育工作：

1940年4月15日，第四期组织考培训班开办，准备培养二十个学生作会计,十个作组织者，十个去工合的供销商店工作，十个组成专门的促进队，把中国工业合作社带入青海。这个班(该班已经在三个月里毕业了102人)的指导员刘大操，是一位中法大学毕业生，有江西农村教育经验。担任过广东一所中学的校长，南京新生活运动处处长，汉口空军教务处及军事委员会主任。

在西北妇女部领导下，有八所小学分散在三个村子里，二十一名教师照管着六百九十个学生。老师中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生，有几个是从国外回来的。现用教科书是这些教员编写出来的。附近的穷孩子也被承认为合作社成员的孩子。此外，为五百三十一个贫苦孩子开办了十七个文化班，提前两小时在中午上课，他们的父母需要他们在家里干活，因此不能去工合小学上学。

有二十八个文化班是为妇女开办的，城镇有五个班，并为三百二十个男性合作社成员开办了八个夜校班。

每期两个月的纺织培训班，每次有四百四十七个毕业生。在这些毕业生中，有五十九个是伤员，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庙里纺羊毛，有八十五个是河南难民。

建立培养组织者的培训学校迫在眉睫。在安徽、江西、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四个，还有一个在山西。它们必须为广大地区服务。比如，赣粤闽培训学校(用菲律宾的中国人资金建立的)为三个省服务，虽然它只有四个教师和三个兼职指导员。申请上学的人很穷，必须给他们每月八元的伙食补贴。成立经费及开办这样的学校一年，三十个学生一学期，一年四学期，大约需要二万元。包括校舍、设备、工资、学生伙食及其他费用。每一个学校每年培养大约一百二十个基层领导，同时有几学期包括四十至五十受训练的人。卢广绵的第一个班，以每月九百八十元的预算开办起来，其基金费是一千元。

这些学校接收有初中教育的十八至三十岁的学生。学校尽力他们想在工业化学、物理及有关课程方面，还有合作社管理及会计方面，给学生进行初步讲解。课堂活跃而生动。艾黎想到了一个主意，要给讲演、作文及学业成绩优秀的学员给以奖励,为此，他自己买了自来水笔，活页笔记本。

对所有熟悉古老中国的观察家来说，印象最深的是进步的气氛正围绕在工合中心的周围。当劳里•辛克莱，一位美国中学教员，旅游回到东南时，他的第一个评论是：“看到合作社这样现代化，我感到很惊奇，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些女学生穿短裤，工程人员都说英语，穿摩登衣服,而是因为现代思想渗透到广大社员头脑中，不仅仅是受到良好教育的领导，而且是迁移到内地来的普通城市工人。每个社员，对工合的徽章、标语口号和公事印章都感到无比骄傲，这便是人权和独立精神提髙的一种象征。在经常召开的集会上，有一种生气勃勃的、但吵吵嚷嚷的争论声，讨论当地的事务问题，讨论战争如何进行，甚至讨论国际问题。每个人都想对某件事发表演说。许多偶尔到这里来的旅游者被社员们感兴趣的问题弄得很窘迫——特别是当他们想知道关于其它国家的合作社及“国际”合作社运动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从所谓的工合国际中得到多少帮助。)

西北总部有六个娱乐厅,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开会和小组讨论。其它的一些娱乐厅是在南方开办的。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合唱团，通常是用工合的词谱上西方的曲子。西北总部原来的工合歌曲谱着胡琴、口琴的曲调，这种曲调过去常在美国县城交易会上引入法蒂玛的。这有限的保留节目由吴氏和一个美国访问者加上去,该美国人同吴一起为布登尼•马奇创作了中国诗。吴还写了一首流行的歌叫做“全民合作”，歌词是“同胞们，合作起来！我们为工业而战，为建设而奋斗。同胞们合作起来。”人们喜欢的另一个歌曲是“前进，基督教战士”。当然“起来”是最流行的一支歌曲——中国到处都唱，这是一支从满洲义勇军歌曲里选出来的民族救亡之歌。

“工业合作社之歌”是由斯诺谱曲的。歌词是：

我们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社员，

把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进行建设和生产。

用我们的血肉，

我们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有强健的身体，

不害怕敌人的机械化部队，

因为我们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社员。

社员们感到很骄傲，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们穿着干净整齐的工合制服，背着上面绣着三角符号的书包，唱着工合歌到学校去。

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之一，是出版界。西北出版委员会出版了《工合月刊》，刊登本地区各种报告和计划，工合理论研究和技术问题。对缺乏经验的合作社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指南，有三百五十个合作社订阅，每本三角钱。他们还出版《工合消息》，一种季刊，作为普通读物。它刊登个人新闻和当地新闻，有一栏是时事和国际信息，也印发重要的会议记录，还有新歌曲、故事、笑话和中国工合人物漫画。每次销售三百九十册，每册六角钱。

工合需要大量的教育经费，才能使工业合作运动有效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不能从基本贷款中得到。1940年春天，工合决定把成都作为主要的教育中心，开办一个大的工业合作学院，目的是再培养几千名技术人员。斯迈思、里格斯、拉波伍德、泰勒及其他中国人及外国工业合作社专家，自愿作指导，当地的大学也同意进行合作。制订出一百万元的预算，请求外部捐助。八月，菲律宾的中国妇女救济联盟捐助了一大笔开创资金，其它的资金也在筹集。这所大学预计有四个系，涉及工合训练的每一个阶段:纺织技术训练、化工、机械、冶金、商业销售、统计、会计和审计；合作经营训练和教育工作，出版部门将编写课本、手册和新闻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