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先进的妇女，在思想上比印度、爪哇、日本，可能甚至比菲律宾的妇女解放得多，但是贫困使大部分中国妇女处在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在数百年的记载里，这一性别在中国是被迫裹小脚的，这似乎不是她们值得骄傲的记录。然而，现在中国的妇女，比中国的男人在思想改革方面更活跃,并在过去的几代中起了强大的带头作用。与其他东方人不同，她们没有被束缚在封建礼教上。她们没有像日本妇女，把时间浪费在为士兵千针万线地绣偶像上，或者是在神道圣祠做礼拜上。她们在生产军用毯,甚至领导游击战争。

在战争时期的所有国家中，妇女在工业上起了新的重要作用。她们也因混乱吃了许多苦头。寡妇和孤儿，前线士兵的妻子，难民,必须寻求挣钱生活的新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工合帮助的正是这些人，而合作工业运动是真正解放中国妇女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事实上，除了红区外，这是她们第一次在中国获得一种投票形式。在中国工合里，她们获得和男人一样的权利。正如任珠敏小姐所说，“从她们已经在西北所进行的工作来看，她们在中国人未来生活中的地位不但是独立，而且会进一步在社会中起领导作用。”任小姐知道，因为她的妇女部负责西北总部对男人，女人，孩子的全部教育工作。她相信他们的教育里包括妇女权利的课程。

中国工合最好的妇女部，截止现在，是西北妇女部。来访者都非常羡慕。它是1939年4月建立的。到1940年2月，它办起了五所小学，有学生590人，为569位妇女办了28个识字班，为531个当地的穷孩子办起了17个文化班，为320个男合作社员办了8个夜校,还办了8个纺织培训学校，毕业了400个男女工人。它还负责妇女合作社的事务，保健工作及她们的家庭教育。1940年1月，该部有了21个妇女合作社，分布于五个城镇。有成员384个，雇了1155个计件工，都是用41000元的资本开办的。1939年的九个月期间，这些合作社生产出的货物价值564000元,其中有16万磅以上的毛线是非合作社员妇女纺出来的，还有1万磅棉线。该部动员了近5000名家庭女工，为战士织军毯和做制服。一旦有了资金，会尽快地把她们组织到正规合作社中来。任小姐说，她的妇女部负责着6000名妇女，20000个孤儿和1000个小学学生。

上述所有工作，该部只用了63000元。这真是一个奇迹。只用了1万元，就为2010个男人、女人、孩子办了九个月的文化班。在这些钱中，2万元是由“新生活运动”通过蒋介石夫人捐赠的，41000元是中国工合的资金贷款，1200元是流动资金贷款，而8000元来自个人捐赠。

“花园城市”是该妇女部为贫穷的妇女、寡妇和孤儿新近开办的一个模范合作团体。一百个孩子在小学学习，有560个妇女忙着纺毛线，每天要为军队毛毯计划纺1000斤羊毛，其他妇女每天要缝制75套制服。纺织培训学校每学期要培养出20个妇女。任小姐计划照顾孤儿院的300个孩子，这项工作开始需要5万元，以后每个小孩所有费用每月需要15元,还包括教育。“花园城市”有其自己的夜校，报纸，讨论会，会议及自己的医务所和健康监督员。

任小姐为未来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希望在西北扩大所有阶段的工作。她说，安排一个妇女在合作社从事生产，约需要130元，或者安排12个妇女约需要1500元。为50个孩子办一所小学，需要2600元修建校舍和购买设备，养护费每月需要200元。中国工合为孤儿和孩子们所做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了教给孩子们自救以外，没有其它办法永久解决战争孤儿的问题。工合的孩子们穿着洁净的小制服，书包上有中国工合的三角标记，实在是对这个运动的一个鼓舞。他们在宝鸡庆祝国际儿童节，十个演讲奖品中，有四个是工合的儿童代表获得的。这些劳动阶级的难民孩子，与今天中国几乎各大城市沿街乞讨,遭受疾病、饥饿和寒冷痛苦的成千上万儿童乞丐来说，真是天地之别。而如果中国工合能为此工作每月提供几十万元的话，就可以教给每个孩子一种经商本领，那样，他们就可以赚钱养活他们自己。比较而言，其它地方的孤儿工作似乎收效甚微。

任小姐和她的同事们都是一些既能干又热心的工作人员。她的报告非常具有吸引力，她请求帮助的呼吁是无法回避的。1940年1月4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希望您能找出点时间,读一读关于我们西北总部妇女工作的报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着一件重要的工作，来提髙中国这个贫穷落后地区妇女的地位。战争给中国妇女提供了机会。我们知识分子正在同广大的，没有文化的农民女同胞直接联系，来充实我们空洞的理论，她们也同样获得了我们争取妇女解放的精神。我们到处向人们显示，中国妇女——甚至小脚妇女能够站起来，为推翻她们的双重压迫，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保守主义而斗争。”

在51个妇女领导人中，有三个是留洋回来的大学生，九个其它大学的毕业生。任小姐每月只有80元工资，而其它人的工资有时低到20元。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提供这些领导人的背景，回信揭示了中国工合所吸引的这一类人的个人情况：

任珠敏，西北总部的领导人，“湖南斗士”之一。她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大学,然后于1934年春到了英国。在那里，她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在伯明翰附近的伍德布鲁克学院学习社会管理，接着有一年的时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三年后，她回到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定把我所学的全部知识带回来，奉献给人民。”

她在湖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然后于1937至1938年期间，在湖南省组织了妇女战时工作。她一了解到工业合作社，就把它看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立即于1938年12月加入了工合职员队伍。

第二位负责人是王聚奇(音译)小姐，工合组织者培训学校校长。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她教过一个时期的书，还翻译了几本法律书，包括戴斯的《法律与公众评论》，还向许多杂志和报纸投稿。1937年，她到了汉口，在蒋夫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这座城市论陷之前，她一直在“新生活运动”总部任职。后来她到成都，在青年会工作，准备了10万字的书，是关于妇女管理人员的培训和领导的书。1939年春，她加入中国工合。

冯奇小姐是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37年，她到了汉口，在“新生活运动”总部工作，1938年8月，蒋夫人派她负责几百名工厂女工疏散到西北的工作。冯女士把她以前的经费投入到了合作生产中，正如一位工合领导人所说，她的“理想得到了充分表现。”

中国工合的一位有趣的领导人是鲍毅(音译)小姐,著名年青将军张学良的侄女。在一次与记者会见时，她说：“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显示，我们对人民真诚服务，真正重要，如果我们能显示出，我们能经受得住艰苦，没有男人的支持，靠自己的经济力量能站起来，那么战争结束时，中国妇女的地位会与1937年的状况大不相同。”

在成都，妇女部在李泽珍(音译)小姐领导下也负责教育。这是用1000元开办的，这笔钱来自菲律宾中国妇女救济协会。几乎每一个合作社每周都上课。一所三个月的培训学校，对40个妇女进行精纺和刺绣指导，一月需要969元，包括伙食、工具和材料。早晨用来上合作社原则，语文、算术课和进行卫生讲座，音乐讲座及“主持会议实践”，下午用于手工工艺，晚上用来学习。

在东南总部，蒋介石夫人捐献了1万元来开展妇女工作。艾黎用这笔钱在江西进行的工作使人赞叹不已。下面是一些数字，每一项目都包括对妇女进行合作社管理经营及技术规范培训的教育费用：

江西第一补给站，890元满足了下述需要：有七个人的酱油厂，十个人的棉织厂，培训和组织工作业已就序，等着筹措资金，其它四个厂共有53人，生产蚊帐、酱油、干肉及织布。

第二补给站，用1500元组织了32名妇女，加入了织布厂，她们来自伤残战士家庭，针织厂由七个人组成，果酱制作厂由18人组成，同时还安排了18个一般妇女会员组成缝纫厂，10个妇女加工肉制品，还组织并培训了86个会员进行同样的工作，准备工作业已就序，等着筹集资金。

第六补给站，用5990元安排了11名妇女到缝纫合作社，8名到织布合作社，7名到针织品合作社，10名到织袜合作社，7名到面粉合作社，43名到6个干肉厂，7名到碾米厂,7名到粉笔厂。此外，还组织并培训好了132名其它妇女组成了九个类似上述的合作社，等着贷款，开始工作。

第七补给站，用1500元，组织了40名妇女编苎麻凉鞋，22人织布,58人纺纱。在第八补给站，用1000元安排了12名妇女编凉鞋，14名缝纫，还组织13人编草席，15人制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