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中国所有工业合作社都可以称为“游击工业”。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很小的半机动的工厂，在日本占领主要城市后,能够保持独立的基础。迄今为止已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合作社却在三层工合战线的后方，和第二条战线位置上，构成了广泛的经济堑沟。

后方，或称第三条战线，包括遥远的西部和大西北——四川、西康、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战火还没有延伸到这些地方。从理论上讲，在这些地方设置私营工业，应该是能够获利的，而且日本经济渗透的危险性也最小。

第二条战线包括西南（湖南、广西的后方，贵州的全部），东南（广东、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后方）的未占领地区，以及在西北的陕西大部分地区。这些合作社占据着相当安全，而且军事上重要的位置，不过在湖南和江西的一些合作社，随着战争的推进，已不得不后撤。

在后方战线上，600多个合作社正在生产，并且已为四川制定出广泛的远景规划。在第二条战线上，已创立了1000多个合作社。在前线上，中国工合仅仅建立起约200个合作社。

工合前线包括临近不断变化的前线地区的所有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为战区的军队和人民提供物资。“游击工业”本身，或者有时被称为“游击工合”,仅仅指的是在游击区，或者在日本线后方，或者在战区的所有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为进行反对日本的灵活机动的经济战的那些机动的组织，一些支持中央军，一些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民众的游击运动。在南方，迄今为止唯一重要的前线工合中心是在安徽。

在西北总部下面，有六个中心在工作着，四个（前线第一、二、三补给站和游击区第三补给站)支持中央政府，两个(在延安的游击区第一补给站和在晋冀边界的游击区第四补给站）帮助八路军和游击队。资金也已送往河北中部，山东，五台山地区(游击区第二补给站）和晋西北地区（游击区第五补给站），以便在日占区的心脏创建工合组织，不过尚未得到这项工作的报告。从这些地区正在千方百计击败日本经济控制的阴谋，他们已经紧急呼吁,请求给予帮助。补给站第1、2、4和5属西北国际中心管辖之下，关于这一特殊工作及安徽国际中心的工作，我将在另一章讲述。

前线第一补给站，是于1939年10月，在绥远——陕西边界靠近长城的一座小镇上开始工作的，这座小镇距绥远的战区不远。这个补给站是一个羊毛中心。

1940年2月，前线第一补给站有十个合作社，72名社员，36,000元资金。三个合作社进行鞣革和制鞋，一个织地毯，一个制造酒精，两个妇女合作社进行羊毛纺织。三个毛毯织造合作社正在为八路军生产1万条羊毛毯。

前线第二补给站在河南南部，第三补给站在湖北北部。著名的广西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控制着这个第五战区，他们一听说工合，便对它很感兴趣。1939年初，他们要求西北总部在这一地区，特别在他们司令部所在湖北北部，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他们答应帮助转调熟练工人，并且也提供一些资金，不过他们至今还没有资助多少钱。1940年5月，西北总部的一名视察员，对这两个孤独的补给站进行了一次访问。在二十天的危险旅途中，为避开日本军队，只好在夜间作长途徒步旅行。部分线路处于日本炮兵的射程之内，并且有三发炮弹落在了距我们的视察员几码远的地方。

到达前线第二补给站后，这位观察员发现，当地城镇处在中国最易受连续轰炸的目标之列，然而工合的分散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并没有一个合作社遭受严重损失。在33个合作社中，只有五个在总部所在的城镇。其余的分散在五到三十里的范围内。这座小镇本身平均每天遭受三次空袭警报之苦，视察员报告说，“当我在那里时，一架敌机连续俯冲、轰炸，并用机枪扫射一群牛车，当时，我们就藏在城外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空袭过后，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看望了伤亡人员。”前线第三补给站的状况甚至更糟。三天里就有十次空袭，“在我离开一个小时后的第四次空袭中，三十二架飞机从我头顶上飞过，去轰炸这座城市，碰巧炸毁了中国工合办公室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日本人可能决意从平汉铁路向西推进（正如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干的那样），并且一度给城市周围一百里的地区带来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正是这种真正的危机感，才是在这些地方发展真正的合作精神的一个因素。”

工合前线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永久性的生产问题，而是在必须撤退之前的暂时生产问题。从全国经济和军事防御及拯救人民的生计来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的工作，就可以付清投资的资金。

前线第二补给站有15个丝绸纺织合作社，254个社员，这是一个重要的丝绸中心。股份资金达到4,304元，贷款资金（短期利率9.6%)达到19,000元。已归还2,000元，并且“其他合作社的经济状况都很好，贷款到期时,都将能够偿还。月总产量约为110,600英尺，现时价值123,872元。

三个合作社生产棉布，两个生产长袜，两个生产毛巾，这些产品对当地部队非常有用。他们的75名社员已交付了740元股金，并借了6,700元。工合金工车间制造有22个纱锭的纺织机，每台价值80元，并且为民众免费设置培训课程。印刷厂是该城里最好的一个工厂。它为当地政府出版一种有插图的半月刊杂志，并签订了一项15,000本教科书的合同，每天可印1，000页。

为妇女开办的纺织课程(60名已毕业），财会班和机工培训正在进行之中。

然而，借贷资金的缺乏大大阻碍了这里的工作。“在已经建立并急于开始生产的81个合作社中，只有33个能够开始生产。”自1939年5月以来，1,043个社员已组成了81个合作社，共交付股份资金23,068元和贷款37,400元。正在进行工作的33个协会的成员约达500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管理每月预算的1,000元，其中775元支付12名技术员和组织人员的薪金。于主任说，他正在“为不得不拒绝想成为合作社社员的那么多申请人，以及合作社缺乏资金，无法满足日常开支，而感到特别不愉快。”

在前线第三补给站（在湖北北部），“由于缺乏资金，人人遭受着痛失良机的更大的打击……这里有24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在平均不足1，000元的境况中挣扎着。这些合作社中，六个是纺织合作社,六个化学产品、墨水、肥皂和蜡烛，四个造纸，两个榨油，一个木工，一个磨面，一个丝绸，一个印刷，一个药棉和纱布，一个运输。前线第三补给站有大批难民，在周围地区，有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并且有部队这样一个很大的永久性的棉布市场。但是，在当前，中国工合却受到阻碍，不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或者说不能完成它支援前线战斗的作用。在前线地区，普通的工业厂家无利可赚，或不愿意去冒险。”

这里有一所很大的培训学校，实在令人惊奇。它是由主张与工合保持良好关系的政府，在工合总部所在的城镇附近兴办的，已培训出了229名学生。“迄今为止，工合和这所学校之间唯一正式的联系是，学校发出呼吁，请求资助其发展基金。然而这所学校按工合路线，培育自己的学生，采用工合的资料，实施工合的口号，并且佩带着同工合徽章完全一样的徽章。”

这位视察员总结说，“我是怀着这样的深刻印象回来的，这就是，我们西北工合地区这一最南端的部分，是大有前途的地区之一。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已在那里干出的事来判断，只要总部给他们资金，并在人事方面给予更多一点帮助,他们就一定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假设。特别资金应该用于教育工作，以及用于对中国丝绸工业的保护（从美国）。”

游击区第三补给站开办于晋南，以支援在卫立煌将军和闫锡山将军统率下的中央政府第九十三军。组织者于1939年3月1日到达，办起了纺织、制鞋、印刷、造纸、采煤、提炼硫磺和墨水制造合作社。不久，这座小镇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这些合作社不得不跟随正在后撤的司令部，在五个月之内转移五次。由于受第九十三军的保护，这些合作社就受军事力量的摆布，遭受了大量的不必要的干涉之苦。有好几次，军队指挥官坚持违背合作社章程，甚至威胁要接管整个组织，把合作社仅仅作为它自己军需部的一个分部。中国工合的贷款分给了小业主，有几家仅仅是地方工业，其成员仅包括双亲、子女及姻亲。然而，尽管遇到了这些麻烦，这33家合作社看来还是以人们所能期待的那样，兴旺发达。主要的目标是给部队供应必需品，尽管愚蠢的、目光短浅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并没有为此铺平道路，但是他们还是喜欢中国工合在他们当中。第九十三军甚至给油漆合作社贷款3万元。

这一特殊地区处在一群眼光狭小的顽固派控制之下，他们近来一直在尽全力制定夺回在东北方向上的八路军控制区，而不去攻打日本人。其结果是连续的小规模内战，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工合要组织起来就有许多困难。国民党军事家不允许任何生产形式，扩展到不直接属于他们基地的任何地区去，迫使工合自身经常到处奔波，这并非由于日本人的威胁，而是要使工合仅仅起一种军需部门的作用，好象司令部的卫兵一样。

据说晋东南有四百万人口，驻扎在那里的各种部队的总费用达到每年300万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购买泛滥于该地区的日货。看来，只要机动的合作工业组织很好地组织起来，单靠军队订货就能够兴旺发达。已计划开办几个金工车间修理工具和武器，同时还兴办几个铸工车间，这是一种古老的地方工业。

分配给前线工作的资金，总共仅仅约有65万元，其中40多万元是由在菲律宾和爪哇的华侨，及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和菲律宾其他各族人民，为在安徽和西北的两个“国际中心”资助的。七个正在运转的补给站，和计划在山东、河北中部和五台山地区建立的三个补给站是前线活动中一个非常可怜的开端，由于它们与长期抵抗的战略密切相关，因而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全国生产会议于1939年5月召开，通过了关于“在游击区发展、壮大和扩建合作社和其他小型工业，以支援游击队继续抗击日本”的决议，但迄今为止，由工合行政机关给予安徽和北方所有前线地区的钱还不足25万元。为什么这个方面的工作会被这样忽视呢？

这其中包含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政府只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附近地区建立它自己直接基地的政策。其他省份很难得到用于经济活动的政府资金。第二，银行家和政府领导，对在危险区投资犹豫不决，不原冒失去他们资金的危险。第三，中国极其缺乏经济专家，她的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目光远大，足以理解在前线建立一个新的战争工业的重要性，但是，统计资金显示，在运输和战争供应品进口方面，浪费却是巨大的，这足以引起每个人沉思。特别是军队指挥员，几乎没有接受过经济知识培训，因而他们并没有要求工业转移向前线，以帮助战斗。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国的政治对峙，处处妨碍工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反动派在尽力封锁对游击地区的援助，因为他们惧怕任何形式的人民运动，特别惧怕帮助八路军。由于这些实际情况，如此如饥似渴地需要工业的前线地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因而正在成为日本经济计划的牺牲品。作为政治对峙的结果，在游击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小规模的内战已经发生。

研究中国抵抗潜力的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期间，真正已被利用起来的潜力，仅仅约占20%,部分是由于惰性，部分是由于政治对峙，这种对峙妨碍着每一个兴起的大众运动。例如，在安徽、陕西和山西，当地军事家拒不允许把机械运进游击区，以利于工合工作。在中国北方，负责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八路军，已经没有用于爆破工程的高效炸药的来源。他们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当作地雷，艰难地炸毁几英里铁路线，但日本人几天之内便可恢复交通。他们曾三次设法购买一个已经在西安闲置了两年之久的硫酸硝酸厂（用来生产硝化甘油），但因政治原因而遭拒绝。当国外的华侨和美国人了解到这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形势后，他们便为工合购买这家工厂筹集了8,000元，一位美国商人决定给500美元。新的协商的命运尚未决定。

外国的资助者送来了一笔25,000元资金，以便在山西前线开办一个制造手榴弹的合作社，他们已经知道手榴弹是迫切需要的。地方军事家拒不允许这样做,这一想法不得不放弃，尽管制造手榴弹所需要的一切原材料，都能够在山西大量地得到，并且成本是惊人的低廉，每枚还不到五角钱。军队从后方运送手榴弹，仅运输一项，每枚就需花费2元。更糟糕的事实是，某些指挥员垄断了硫磺贸易，并定期把硫磺送到占领区的商人手里，在那里，硫磺被转卖给日本人。

在战争的现阶段，在占领区的经济反攻已经成为一种军事需要，并且“游击工业”能够服务于几个至关重要的目的：（1)为游击部队提供必需品；（2)在日本线后方的村庄里维持一个中国市场，可便于吸收否则会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原材料，并为人民大众提供商品。这样的工业一定能够使邻近日本驻军的农村地区，抵御经济征服。恰恰正是工合机动工业组织的这种可能性，才使得这一纲领在工业史上无与伦比。这就是在战争自身的场地上，重建国家的生产能力的一种尝试。

在战争的前两年期间，北方的许多军队，被迫用日本棉布为他们做军服。邓宝珊的部队和八路军部队及其他部队确实如此。没有其他布匹可用。在其他省的士兵也不得不购买其他敌货，例如，纽扣、牙刷、搪瓷碗、毛巾等。

在占领区建立经济自给自足将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中国工合游击工业的视察员孟用潜所说:“很清楚，我们合作社的产品，并不占有在市场上同敌货竞争的有利形势，除非我们促成军队、政府和人民的紧密合作，并一起在经济战线上发动一场反攻；除非我们能够真正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并有组织地抵制敌货，建立一种经济反封锁。因而，必须认识到我们将面临多种机会。在这里，我倒倾向于强调这样的看法，中央军的全力支持和与它的密切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将能够一行业一行业地，一地区一地区地把日本人赶出去。如果我们的这一做法，在前线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在后方突出的敌货问题，将会变成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作家林枫，在陕北对形势发表了评论，本地没有原材料市场。因而奸商正在把原材料卖给日本人。原先陕西的出口产品包括棉花、桐油、油漆、以及毛皮。战争爆发以来，交通中断，就没有把这些货物运送到我们自己市场的途径。

“例如，在山西，煤无法找到本地市场。依然在游击队控制下的晋南九个行政区，原来年产煤七百万担，由于运输困难，除了卖给日本人，现在一点儿都卖不出去。这一地区铁的年产量超过40万担。”

同时，在山西被占领地区，日本人正在设法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机。1939年3月31日，来自太原府同盟通讯社（日本）的一篇报道说：

“在山西省，在日本军事保护下正在开业的21家工厂和煤矿，去年所赚127,000日元纯利的部分款项，将在管理资产的受托管理人中间进行分配。这是今日在此间披露的。

“包括纺织厂、面粉厂、卷烟厂、火柴厂、水泥制造厂和煤矿在内的工业，是山西省正在恢复日本军事监护的46家工厂和企业的一部分。”

除了战略原因之外，前线和游击区真正成了难民最感绝望的地方，是包括水灾难了和战争受害者。最近，许多离家的村民和工人，由于在自由中国的领土上无法生存，正在纷纷返回他们的老家。许多人被迫在农场，或工厂给日本人干活。当前，在城市里，更多的产业工人不是被中国人,而是被日本人雇用。

八路军和所有游击队的领导人，极度渴望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但他们根本没有资金。当地资金已经流失。实际上，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并且中国的金融控制将会完全崩溃，除非扩大政府或银行和私人的贷款和捐款。尽管没收地主的财产，可以帮助土地危难的解决，但这却不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中央政府和外国列强，想在中国避免苏维埃制度复活的话，他们最好的防护措施，就是对八路军地区人民，特别是“中间道路”的合作社运动，给予紧急经济援助。

前线和占领区的游击地区，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战争的关键性战略要点。如果日本在这些地区成功的话，中国就必然输掉这场战争，其余的国土必定不可避免地进入日本征服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