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西部的四川省，是中国政府的活动中心，省会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在孔祥熙博士、刘氏、梁士纯、路易•艾黎和弗兰克•莱姆(不过后两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层度过的)领导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行政办事处,就设在这里。

“工合后方”包括四川、西康、云南、甘肃、贵州、宁夏、青海和新疆。但是，除了先提到的这四个省以外，其他省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并且在西北总部一节里，对甘肃已进行了叙述。四川——西康和云南组成了两个分立的总部。

四川——西康或像中国人称呼的“川—康”总部组建于1939年初。到了4月，就有100个协会。到了1940年5月，正在运营的协会超过450个，拥有资金200万元，月产量估计达150万元。银行一直在支持这里的工合，看来可以得到资金。大多数麻烦是在政治方面。

成都是四川的“模范”中心，这主要是由于得到了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和大学人员，像刘易斯•斯迈思，查尔斯•里格斯，拉波伍德，以及其他人的极出色的自愿合作。从1939年2月到5月，成都组织起了21个合作社，有224人，总计贷款31, 275元。1940年4月，这个补给站管理着附近的51个合作社，约500名成员和512名受雇的计件工人，以及198名正在接受培训的学徒。贷款总额达249,435元，月产量超过10万元。1939年，成都给中国工合展览会送去了40件不同的产品。

云南总部于l939年2月在昆明开办。在培黎工程师之一的毛氏的精心指导下，工作正在稳步顺利地进行。到了1940年4月，有30个合作社运营，有资金6万元，每月生产价值2万元的货物。产品包括松油、面粉、丝织品、酒精、竹器。此外，还有普通的印刷、纺织、缝纫合作社和一个金工车间。一个电器织袜厂别具一格。

约翰•B•福斯特先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说早在汉口的那些日子里，就从艾黎那里接受了工合的熏陶。他已经在援助云南的工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下面是他在大理补给站的一个故事：

“制造皮箱的合作社是8月16日组织起来的，有七个人，这是最少的限额。七人中有两名是妇女，并且一人是检查委员会的领导，该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职责是评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也是由三人组成的。这样，民主和忠诚两者都可以得到。所有这些成员都已失业三年，不过，他们中的一个曾是大理皮箱制造者协会的领导。有了1,4000元的贷款，他们就能够买皮革、木材、纸、胶和食品，并能开始工作。在两周之内，他们生产了96个大皮箱和96个小皮箱，并运往上官，在鱼塘会（一年中附近最大的商品交易会)上出售。三天后，他们已经售完了所有的大皮箱(每对40元，略低于一般市场价格），在鱼塘会结束时，除了一个小皮箱外，其余的也都销售一空。他们说，假如他们有时间做成300个皮箱的话，他们也可以全部售完。像其他合作社的成员一样，他们的工资为每月8-10元(然而，一个合作社的所有成员所得相同），他们每月花5-6元用于伙食。这仅能得到一日三餐，每月吃五次肉，即使这样,也比整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工资几乎是有保证的。大家在一起吃饭，除其他劳动者之外，还有一人做饭。不允许任何人工作八小时以上，也不能工作那么长时间，除非他超过20岁。任何小孩，只有在15岁以上，并且已完成了所要求的小学三年学习期限，才允许工作。到了年底，利润才分配给社员，不像其他国家按照现金、原材料、设备的资金量，或每个成员尚未贡献出的资金数量进行分配，而是按照所完成的工作和一个人的总效率来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