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首先意识到筹措资金，以便中国建设游击工业这一重要性的，竟然是菲律宾。在第一个工合组织建立两个月后，在菲律宾诸岛上的爱国华侨，给中国工合送来了6万元，以在安徽被占区开办一个中心。随后中国抗敌协会又送来2万元以建立一个金工车间。到1939年，菲律宾人已经给这个中心捐资88,295.03元，还有1,126.25美元。这项资金指定用来帮助在安徽的新四军游击队，捐资的发起人请求中国工合组织实施这项工作，在克服了巨大困难之后，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

决定把这一中心叫做“安徽国际工业合作中心”，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一切国家所有民族的人民应该资助这项工作,作为支援中国联合阵线的一种姿态,并作为加强这个国家的统一，防止右翼和左派之间将来政治冲突和内战的一项试验。这一思想起源于在菲律宾吕宋岛深山里一个采金小镇——碧瑶工作的一小群美国人。在来自波士顿的一位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的妇女，克劳特尔女士的领导下，通过当地的一场捐资运动得到8OO美元捐款，按每人7美元计算，这笔资金足以使100多人得到工作。六个月之内，已经捐资的约有92个独立单位，代表着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法国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和意大利人，以及100名菲律宾伊哥洛族妇女。马尼拉的工合同情者，对这一独特的见解兴趣盎然。菲律宾民主和集体安全大会发起了一场运动，在中国的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拿出三个月捐款的一半，增加“国际中心”的资金。这时,在西北，正计划与八路军游击队合作，建立另一个国际工合中心。在碧瑶和马尼拉的国际团体筹集的资金，将集中用来创建两个中心的“先锋组织”。

自从安徽先锋组织基金于1939年初在碧瑶开设以来，许多关心中国前途的小组和单位，已经对在中央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之间，建立这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作为加强中国人不稳定团结的一种手段，特别感兴趣。这些人士包括不愿意看到左派把苏维埃制度推进到中国的保守主义者,还包括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传教士和华侨，以及那些只想到他们的钱将由这些游击队，而不是在别处，投入更好战略用途的个人。沿着合作工业战线的共同经济纲领，就可能防止中国未来的内战，因为这一纲领同时激励当前的民主趋势继续发展，并通过国内和平和重建工作促进所有地区的发展。

安徽国际中心是所有工合补给站中最偏僻的一个。它位于上海上方靠近长江的地方，正好处在“日占”国土战区的心脏。距它最近的总部在700英里之外，有时，需花几个月时间，通过危险的、防守严密的敌人防线，才能同它取得联系。机械不得不从宁波或其他城市，由搬运工偷运进去，金工车间就是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轮班运到的。虽然建立该中心难度非常大，但该地区对物资的需求极度迫切。这一地区是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战略点之一，也是难民生活悲惨，并迫切需要生活物资的一个地方。该国际中心已给工合行政机关造成一大堆麻烦。令人惊奇的是，它总算开业了，它的成就表明，工合能够在任何危险的区域活动。开始时，当地反动派拒绝开办任何合作社，去帮助新四军游击队。他们用部分钱为中央军队兴办组织，不过要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偿还这笔“贷款”。然而，结果似乎设计得相当好，帮助中央军的工合组织首先建立起来，而最后却发展到新四军的村庄。三个补给站包括不但为新四军，而且为中央军服务的合作社，因此，它们是一个“政治交流”中心，也是一个国际支援中心。从两派之间持续的紧张局面来看，这真正是一项迷人的试验。

应海外发起者的特别邀请，一位并非不是英雄的工合组织者，于1939年春对安徽进行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携带资金通过匪区和敌人封锁线。首先建起一所学校，培训运动的组织者和会计。

东南总部已向安徽提出一项初步预算，需要数目并不过分的554,600元资金，以建立八个补给站。5万元已于1939年由政府提供，其余资金和捐款以后即将得到。这次考察表明，当地资源足以生产四十种不同种类的产品。

在安徽，工合的主要组织者孟守信，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东南总部一位富有经验的合作组织者。他的助手是一位具有丰富多采伦敦佬词汇的有趣人物——里吉•申。里吉出生于伦敦，其母是爱尔兰人。艾黎为他在上海市议会提供了一个位置，在那里，他的特别勇敢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在一次火灾中，他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辞退了工作，协同艾黎帮助发起工合运动。他具有一种高度的即兴创作能力，这对于使工业方法适应内地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负责许多革新项目。艾黎说，他“肯定具有创造天才”。他亲自在上海征募熟练的机工和机械师，创办安徽金工车间。他在伦敦接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并且在上海工厂视察工作中已有了几年的经验。他也有“一点儿艺术家的味道”，他设计的中国工合广告画现在已在中国出了名。里吉强烈地爱国，并巧妙地称所有经营日本货的人为“猪”。“腐败的人成吨地购进日本货。”他从安徽报告说，“但是你距前线越近，你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我们同学校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会议，并表演节目，发表演说。三千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讲演结束后的欢呼声犹如大海的波涛响彻云霄。”

尽管里吉遇到不少麻烦,但他对安徽十分热心，他说，“我自己认为，这一地区的工作，能够提髙到一个比工合其他地区都要好的水准。”

1939年7月，里吉报告说，五个合作社正在运营。首先组织起来的是军服制作合作社，它有2,000元资金，包括七个社员，都是来自汉口的难民，收入盈余每月为250元。“其中一人原先是上海的一名工人，他的裁剪技术胜过当地裁缝的技术，因此，他们的生意做得很红火。所有这些工人都非常渴望寻找新的生活途径。在“八•一三”周年纪念这一天，他们在他们的合作社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00人。他们以他们如何参加工合，工合如何给他们带来好处为题，在会上作了报告。然后，他们给与会群众发了糖果和烙饼。这全部由他们自己付钱。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徽章。我对这些工人的未来充满无限希望。每天的生产量是二十套军服。”

其次组织起来的是一个皮鞋和皮制品合作社，有资金2,000元。“七个社员都是来自汉口的难民。这个合作社是刚刚开办起来的，但是据估计，他们每月能赚100元。每天生产:40条皮带,2个皮制军用背包，4个手枪套，5双皮鞋。”

里吉把他的第三个合作社称为“难民合作社”。“这主要是为了援助那些当前还没有职业的难民，该合作社是由全体职员经营管理的，因为这些社员必须接受教育，使他们懂得，他们能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他们同其他任何卑贱的人一样有用。当前，他们每天拿到一角五分钱，包括食品在内。在产品制造方面所赚得的钱分成了生活费、薪金和杂费。当前，他们对任何组织都没有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培育他们。但是，一旦他们能够管理他们自己，我们就将并成立正式的合作社，并交给他们管理。我们已投资1,000元。其成员包括23名制凉鞋和布鞋工人,1个皮匠，2名制帆布和油布工人。每天产量为20双凉鞋，20双布鞋,20个雨衣，都是军用型的。”

碾米合作社以800元建立了起来。它的7名社员每月赢利50元，每天碾米30袋。“社员由非常贫苦的农民组成，一件十分逗我发笑的事情是，当必要的公文制定出来时，每一个人必须在上面按一个印记。他们十分高兴在上面保留一个印记，已经习惯用他们的指纹作标志。这些人非常认真地倾听我告诉他们的每件事。”

一个制造用于手电等的电池的合作社，也属首批建立的五个合作社之列，该社是花费2,000元创立起来的。

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合作社中，每一个都是花费不足150美元就建立了起来，都感到这是一个奇迹。

到了10月中旬，正在进行生产的合作社有15个，包括制造工具和机器，及修理武器急需要的金工车间。“我已经完成了印刷厂创建，不久我们将能够供应整个安徽。”里吉这样写道。其他合作社包括木工、油漆、织袜、丝绒制造、雨伞、藤条产品、调味品、砖石建筑、教学用品、造船、铜器、陶器、肥皂和蜡烛等合作社。当地军队正在得到各种服装、防水油布、酒精、医用棉纱、草帽和铁制品的供应。头盔和桐油工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各种防水物品正在制造，而医用棉是临时用苎麻纤维制成的。

自1939年以来，还未得到安徽省合作社总数的报告，但是，1940年5月，有一份来自游击区第六补给站的报告，该补给站是由菲律宾人发起的，打算为新四军服务的特殊先锋组织。根据这份报告，这一工作于1939年11月开始进行，有10个合作社正在生产，资金达20,584元，有社员144名，不过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为新四军服务。三个制造宣纸(竹子)和粗纸及宣纸浆的合作社把他们的大部分产品卖给新四军印刷厂。资金达2,000元的一个烧碱制造合作社，为造纸工业提供化学药品。妇女纺纱合作社为由新四军伤残战士组成的毛巾织造合作社提供棉纱。一个香烟制造合作社为20名新四军伤残战士提供了工作，该合作社资金达2,000元。另一个生产文具、墨水、浆糊等物品的合作社，是由新四军伤残军人组成的，资金达1,5000元。一个麻袋生产合作社，为国防用途而生产沙袋。一个由三十名搬运工组成的运输合作社，向前线运送货物。

为社员办的扫盲班，合作社培训班和会计班正在进行，并且有油印的新闻周报。补给站站长蒋传源，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电气技术员，以前是这一地区红十字运输合作社的领导。他的助手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小学教师，郝蔚文小姐，她从新四军休假前来管理工合工作。

计划创建17个新合作社，有社员196人，为此需要41,300元。在四、五月间，新四军把它的大部分人民移到了长江对岸，并且请求为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新补给站，即游击区第七补给站，要求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为了表明游击部队对中国工合重要性的认识，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写了下面的感谢信：

“安徽国际合作中心的朋友们：

我们非常感激你们在安徽南部游击地区帮助建立工业合作社，你们的友好情谊难以忘怀。

安徽南部的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是重要的援助。这些工业使我们地区的难民，有合作社的工作可做，从而使他们得到了救济。这些工业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材料，并防止它们落入敌人之手。通过这一手段，我们就能够反对敌货的渗透，而且有望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于是,安徽南部的全体人民就获得好处。

然而，敌人利用当前世界危机的机会，正在加强他们的“巩固”作战行动。我们在敌后的斗争，一天天变得更加困难。为了维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就必须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发展工业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我们借此机会呼请你们给予更多的资金，以援助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可以把安徽南部人民的利益，同对抵抗战争的支持结合起来。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你们的正义之举，我们确信，你们也渴望看到中国人民在他们的解放战争中赢得胜利。

我们相信，这一呼吁一定会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响应。如果我们确实幸运地得到你们进一步援助，我们请求你们真诚地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送来这样的捐款，指定为我们安徽南部中国司令部的专用款。”

送到安徽中国工合的钱少得可怜，但毕竟是一个开端，组织者报告说，这个中心将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心。来自上海的许多熟练工人已经迁移到该地区，他们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得到发挥。但是，还没有触及难民问题。在一份关于“中国工业合作社在前线地区的需要”的声明中，香港促进委员会报告说：

“去年秋季，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的使人伤心落泪的报道。不但数万人民缺医少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途径。在调查过的三个县中，5万注册的难民里，仅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正在得到一定的救济。其余的人似乎在等待着死亡。然而，正如这位记者报道的：

“在访问过的所有县中，除舒城北部地区外，都富有竹子和其他木材，油籽、桐油、大米、小麦、豆类、棉花和蚕丝；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舒城的大米已被掠夺一空。其他地方并非如此。虽然小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并给数万难民以工作，但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使自然资源充分开发。”

“其他地区也可以说是此种状况。去年夏天，一位外国人从北平南下，经过河北西部和山西到达陇海铁路。在他返回北平的途中，在香港也讲述了同样的情况。他曾同士兵、村长、教师等人交谈过，所有人都告诉他，需要建立小型工业，以使人民能够得到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