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和西南总部的大部分合作社，都处在三层“工合线”的中间，也就是说，在前线和后方之间。但是许多工厂离战斗区不远，在江西、湖南和四川万县的一些工厂不得不撤离。

我不打算详细讲述这些总部的事迹，因为它们同西北总部平行发展。西南总部是开办的第二个总部，随后有东南总部，还有川—康总部和云南总部。

弗兰克•莱姆于1938年9月在湖南组织了西南总部。在那里，他经常遭土匪袭击，受战争环境和其他麻烦的困挠。进行了几个月卓绝的斗争，在艾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他不会不提及莱姆出色的工作：“莱姆在真正进行一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正当他跑遍各地，撤离合作社，抢救面临复杂形势的工业时，他被土兵击伤。他具有伟大的品质。”

大约这个时侯，湖南的省会长沙被撤一空，并遭烧毁。莱姆东奔西跑，为新建的合作社购买并抢救工业机械。他正在为由于缺乏资金，而没有在日本占领之前，得到有价值的设备而痛苦。1939年1月，他碰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个有用的火柴厂，这个厂相当大，可以雇用2,000名工人。他为资金而大声疾呼——用于购买机器10,000元，工厂积累的原材料50,000元,搬迁费8,000元。最后，他搞到了这笔资金，谈妥了购买问题，把工厂搬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11月7日，日本飞机炸毁了这个厂的大部分建筑物，这正是所有大工厂迟早的命运。307人失去了他们简陋的住处(他们依靠这些房子）。但轰炸结束一周之后,他们就重新开始工作，并且说，这地方“一月之内将得到恢复”。

然而，莱姆却从被毁的城市里，得到了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得到了一个大的牙刷制造厂，还有一个价值10,000元的医用棉生产厂，该厂的日产量很快将达200磅，可以满足那一地区红十字会的全部需要。

1939年3月，莱姆立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从一个已遭轰炸，并仍处在危险之中的城市里，成功地组织了从一个处在危险环境下被炸的城市转移走七家工厂的转移工作。艾黎在这一时期写给莱姆的信中说，“在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长城的斗争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湖南以它的猖狂的土匪，勇敢的土兵，热情的红军（现已转移到北方)和革命的妇女而遐迩闻名。莱姆很快便同猖狂的土匪交上了手。他负责的一个补给站，由于周围是土匪活动区域，无法得到原材料。钢笔生产合作社的一个社员，冒险外出时被杀害，还有两名组织者也曾遭抢劫。莱姆和其他人也难逃厄运。

到达湖南两个月后，精力充沛的莱姆已组织起了13个合作社。到了1940年，已有170个合作社，资金为50万元，月产量达50万元。

政府认定，广西省适合于私营工业的发展。1939年，该省只有六个合作社和桂林的一所很大的培训学校。但1940年，中国工合预算拨款365,000元，以在桂林附近建立一个大的中心，并在柳州县另建76个组织，包括二十个不同的工业类型。

贵州也是适合于发展私营工业的地方。当局并不欢迎那里的中国工合，不过，还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杰出领导人罗伯特·利姆博士合作，正在贵阳开办一个伤员中心。

1939年，莱姆把这个办事处交给了另一个培黎工程师谭氏(辛辛那提大学毕业生），而作为行政机关的总工程师继续尽更大的职责。西南总部1940年的计划是，创立包括529个协会，预算资金为2,184,900元。

艾黎于1938年10月亲自在江西组织了东南总部，为此目的，他从中国银行贷款20万元，还有华侨捐款。他对这一地区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一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还因为这一地区没有其他工业与新运动进行竞争。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到了1940年4月，500个合作社已经遍及从江西到这一总部管辖之下的四个相邻的省——福建、浙江、广东和安徽。在1,20万元资金的基础上，月产量达100万元，并且有四家银行刚发放了100万元的新贷款。

由于旧政权的特性，江西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这里曾出现过剧烈的内战，所有进步的新思想都遭到重新征服了这个省的地主，对所有进步的新思想，都持怀疑态度。还有一件事，在中国工合的低利率方面，还会产生一些麻烦。不法豪绅对农民的贷款有时利率高达30%。

然而，八位第一流的工程师，已经把这个总部变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工业中心。创建（1939年7月）后还不到一年，132个协会已经注册，并有148个正在进行生产，而另外115个正在筹建。全体97名工作人员管理着这17个补给站。产值为316,451元，社员总数达1,967人，但是，16个协会还没有提供报告。

1939年7月，这个总部的工作报告中，对该项工作作了下述分析：

购销组织得很好，教育、采矿、伤员正常生活恢复等方面的工作，另章再述。 

江西的金工车间，是中国工合最好的金工车间之一：“在金工车间制图室里，全部七个工作人员，都是大学或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正在帮助计划、设计和改进金工车间的产品。他们已制定出所有要购进机器的详细计划，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金工车间就可以复制出任何需要的机器。”

1940年春，工合在东南的一个港口组织了一个“工厂撤离委员会”，它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五十吨机器，由补充给内地的新工人运出该省。所有的运输工具都已被军队强占，工人只好赶上马车走崎岖的山路，或拉纤逆水而上。这些机器包括了一个金工车间，两个印刷厂，两个被服车间及一个军用钢盔生产车间。委员会计划，资金问题一解决，他们下一次就准备接收300吨机器，并且成立了另外八个运输队。

广东和福建是大多数华侨的故乡，所以，他们对这些省具有特殊的兴趣。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支援那里众多的乡亲，因而，工合已经为这些地区接收了华侨的特殊捐款。

1939年10月,福建有20个合作社，到了1940年约有40个。查尔斯•王建立了一个金工车间，配有一台18马力烧木炭的发动机，这是由一台从福建沿海抢救来的柴油发动机改装而成的。这个车间现在生产碾米机、榨油机、纺织机、制扣机、皂条机和皂框，用于制造玻璃瓶的金属模具，以及复合式印刷机压辊等。（如果需要，它也可以制造手榴弹。）一个锯木厂正在进行生产,它也有一台同型号的发动机。前线第一补给站包括炼糖、造纸、造油纸、铁铸造、铁业、梳棉、纺纱、制香烟、墨水、钢笔、粉笔和数学用品的合作社。

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省政府都鼓励工合的工作。在福建，农村合作社主任弗朗西斯·陈博士已经与工合进行了合作。在广东，省长的妻子李晗魂夫人已对工合特别感兴趣。

广东是中国最进步的省份之一，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广州就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1939年，中国工合计划以549,000元资金建立188个合作社。到了11月，四个补给站共有42个合作社，包括15个造纸厂和其他生产皮革制品、服装、面粉、食品、布鞋、草帽、香烟、缝纫品、草席、石灰等的合作社。广东东北部的一个合作社用废旧玻璃碴制造器皿，吹玻璃工人是从汕头被营救出来的。这个合作社已经交付了一项药瓶和普通玻璃产品的定货。马口铁器皿合作社用旧汽油桶制造油灯、漏斗、肥皂盒等。正打算从汕头请来熟练的编席和绣花工人，以便他们能够在合作社里从事这项工作。1940年7月，广东省银行给全省发放了一笔200万元的贷款，因而，现在，工作将迅速地开展。

安徽处于日占领土的中心，仍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战略地区。1939年初，在该省的南部和北部开展了这项工作，这将在前线工业一章里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