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籍是山东省济宁市，1920年出生在北京宣武区。襁褓中随父兄返原籍，不久，又全家迁居北京，童年奉父命从戊戌科翰林朱谮斋受业，学诗文四书之类各课，完成蒙训。1932年考入北平市立二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随父兄迁居天津，转学入天津私立耀华中学高三班（现天津市第十六中学前身）。翌年，考入燕京大学工预系，未及卒业，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燕园，遂失学。这期间曾在1942年重新考入天津私立工商学院土木系复读半年，1943年入开滦矿务局。就业于古冶林西矿修械总厂，职务为实习工程师。1945年春辞职，步董彦曾后尘，千方百计，乔装打扮，取道太原，途经临汾、吉县、渡黄河抵宜川，南下黄陵，过宜君，达铜川。夜攀运煤列车，隐伏于煤堆隙中，终抵西安，时在1945年之7月。8月入川，9月在成都燕京大学复学，同年注册之三八学号同学惟张德泽和正廉二人而已。1948年五六月间毕业后，受夏仁德先生委托带三个四川农村子弟到甘肃兰州培黎工艺学校入学。该校属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校长为燕京大学二八学号张官廉先生（已故）。官廉先生当年要赴美募集工合经费，正廉受聘执教并承诺待张回国后再定行止。张行前工作安排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教务主任霍恺、总务主任田际崇和我三人组成）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运转，为便于和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艾黎（R.Allery）先生联系、汇报，我被任命兼做英文秘书。

　　正是这个学校里一群渴求知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战灾儿童，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当教师担起从预备班（三种不同程度的孩子组成的，相当于初小到高小的复式教学）到三年级各班的数理化基础课的教学，并兼在实习工厂负责机械组学生的实习。中午孩子们和我到黄河边去游泳，晚间挤在我的宿舍里听我海阔天空地侃。孩子们无拘无束地倾诉着他们的身世，他们背井离乡，或谈与家人失散的苦难，此时我开始认识社会，受到感染。面对这群嗷嗷待哺的农村孩子，我感到肩上有不可推卸的重任，于是，1946年冬，中国工合决定这个学校和山丹两校合并时，三0学号的孟受曾先生，以代理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身份，参与中国工合主持的山丹、兰州两校合并的工作，我便受艾黎之约请，随兰州的学生和技师们远走河西，扎根在山丹。如果说我向孩子们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电工原理、内燃机原理以及工程制图等方面知识，曾给了一群孩子们一点点营养的话，那远不如这群孩子，用他们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使我转变了世界观。曾和我一起跌打滚爬了六七年的孩子们，如今已在祖国各地特别是石油战线上，作出了和正在作着贡献。几十年过去了，在“无限好”的夕阳中，当年的学生们偶尔路过兰州，必来光顾熊老人的蜗居，喝杯茶，畅谈别后的想念，交流人生经验，有的虽然师生远隔千里，年节之际不乏关怀的问候。反躬自省，从学校到学校没有比这更平凡的路，和培黎学校的学生们跌打滚爬一辈子，没有比这再平凡的事。庶几乎不辱“真理、自由、服务”之校训。

　　摘自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第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