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我们于清晨5点离开汉中，沿另一个峡谷出了褒城，沿途绝壁嶙峋。在马道驿的河流交岔口只不过小费周折，但却在武关河惨遭厄运。这里的道路被冲毁，我们陷在混乱的卡车骡车堆里，26个小时未能脱身。没有人来管理交通，障碍物两边的卡车起码排了一公里长。雪上加霜的是，若干通道都非常狭窄弯曲，而且部分路段被冲毁，车辆只能单向行驶，戴在昨天见缝插针地夹在向北行驶的车流里溜了过去，我们却整天在等待向南行驶的车辆通过。第二天早晨，在卡车里熬了一夜之后正要走的时候，对岸一个发狂的空军军官又把车流逆转了。最后，我们只好开始自己控制行车。用这样的方法，方才通过。在众多的事件中，我们看见河里有一头死骡和一辆载着货物一头栽进去的卡车。不幸的是，河底的鹅卵石很大，过河时我们折断了一根弹簧。当时我我们睡在名叫庙台子的可爱的道观里，里面床铺非常清洁。庙台子坐落在山谷之中，石灰岩的高峰上有一座为张良（汉朝第一位政治家）修建的亭子，茂密、美丽的林木环绕着它。鸿英和我漫步林间，我为你采了一束鲜花，随信寄给你。

　　此后，越过酒奠坂隘口，于18日上午10点到达双石铺。道路在这儿分了岔，直的那条是经天水到兰州的，另一条绕道西安和平凉，两条路在兰州东南200公里处再次交会。老戴答应过在双石铺等我们，但我们发现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往西安去了。我们并不急于绕道西安，因为回来时要经过西安的。但由于下大雨，天水这条路很可能不通，但老戴走后，我们还是获准走这条路。在双石铺我们见到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的路易·艾黎，在他一半是黄土窑洞的家里，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嫩玉米棒子、饼、蜂蜜和咖啡。我们把弹簧（卡车上一个需要维修的配件——编者注）送到“工合”的机器合作社修理，在待修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一些合作社。

　　我们在“工合”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晚上，并决定让路易与我们一道去兰州，还带上双石铺培黎技校的三个男孩到兰州的技校去。后来的事实表明，路易与我们同行，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在“工合”的培黎技校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男孩们放声高歌，又唱民歌又唱《游击队之歌》，等等。这些技校从中国众多的童工里挑出若干有前途的男孩，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技术培训。学校主要由乔治·何克（George Hogg）管理，这是位天生的教育家，通晓汉语口语。

　　离开双石铺后，我们很快就越过了甘肃边境，进入了黄土地。正如你所知道的，黄土可能是由风力从戈壁搬运而来的。在岁月的长河里，黄土就这样堆积成数百英尺高的众多山丘。于是就有了严重的土壤侵蚀，形成了千沟万壑和那些人们开凿了居住的空洞。道路非常难走，沿途有许多“便道”，那就是在被河水冲毁的路段上，人们在河床上铺设的简陋车道。在山路部分，不是路基坍了，就是路的上面有土坍下来，雨越下越大。在到达徽县之前，我们曾经过一处地方，该处对面是名副其实的汪洋泥海，大山好像溶化成了稀薄的褐色泥浆，经过路易的一番试探察看之后，我们终于得以涉过这片泥海，进入了小镇徽县；小镇另一头的状况糟糕到了极点，整条道路被冲毁。三辆满载货物的卡车陷在厚厚的褐色泥浆里难以自拔，我们插手助了一臂之力，然后又折回了小镇，在“工合”中心住了下来。下午我们满心欢喜地参观了清真寺。当地人大多是穆斯林，这一定是回民人数最多的最东南之地了。清真寺到精心保护，细心地刷过油漆，有许多美丽的雕刻。散坐四周的老人个个慈眉善目。

　　21日一大早，路易、爱德华和我就在宽阔的河床上涉水，想在众多的河道中找到卡车能通过的地方。那三辆卡车深陷在河水旋涡里，现在快要惨遭灭顶之灾了。最后，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于是就返回去开车。行了，从那以后，绵延数百里的公路便道多得数不清。许多时候，公路被冲毁，只好沿着多石的河床行驶。傍晚时分，来到群山环抱的一个名叫“娘娘坝”的小地方，在一家原始的小客栈的牲口棚里支起了行军床。然而，吃得还不错，有当地汤、锅盔（车轮般大的面饼）、蜂蜜和咖啡（路易走到哪里，咖啡就煮到哪里）等。

　　也许这时候该谈谈路易·艾黎了。这位坚强的新西兰人，金发、脸色红润，体格健壮，因在南方染上严重疟疾而稍显疲倦。在他与斯坦利·威尔逊（Stanley  Wilson）相似的个性里，揉进了康拉德·诺埃尔（Conrad  Noel）和J·B·S霍尔丹（Haldane）的思想观点。他通晓汉语方言，深谙风土人情，因而具有与土得掉渣的村民打交道的非凡能力。虽然他惯于在极不舒坦的环境里旅行，但他却是位学者（在上海他有一间极好的图书室），他曾参加澳新军团作过战，后又在新西兰的偏僻之地度过了长达6年的牧羊生涯。显然，得有本事在旷野里照顾好自己。然后，他又取澳大利亚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并在此结识了本·普拉特（Ben Platt）总管和埃莉诺·欣德（Eleanor Hinder），最后他成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创始人、中坚分子和“脊梁骨”。目前，他主要的志趣在“工合”的培黎学校（技艺学校）上，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好的朋友、比他更可靠的同事。

　　22日我们到达天水。天水由5座首尾相连的有城墙的市镇组成，处于辽阔的黄土山谷之中。从城外看上去似乎很粗犷，其实城内很现代化，街道宽广、橱窗林立等。在这里吃了可口的午饭，午饭中的土豆，烹得像太妃糖，每夹一块都拖着长长的丝。

　　此后，厄运真正临头。出了天水在爬一个陡坡时，发动机开始发出机关枪似的声音，我们判定是汽缸盖上密封垫圈坏了。不过，我们还是坚持继续前进，穿过了美丽的城市秦安（这是秦始皇的前哨之一），直到声音变得太难听了，我们才在小镇碧玉镇停下来，这时发现没有备用的密封垫圈——老戴带走了所有的备用件，说是新疆找不到密封垫圈——当然，在碧玉镇或方圆数百里内也是找不到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住有炕的房间，因为怕臭虫，我还从未在炕上睡过觉，总是睡在行军床上。我们吃得还可以。

　　黎明时分，爱德华·贝尔兹和一路上表现良好的司机邝威在修理发动机，到下午他们用纸板凑合着补好了。于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又起程了，但发动机很快就失去了动力，涉过两个糟糕的浅滩后，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地方抛了锚。此处离村庄3公里，在悬崖边上一条坡度很陡的长长便道上。天空阴云密布，冷飕飕的。不久，一辆卡车过来了，有人在喊：“大水！”不到5分钟，脚底下峡谷中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滚滚的泥流。我想那些人和他们的卡车可能及时过去了。在此处露宿一夜，有点沮丧。

　　一夜平安。早饭吃的是锅盔、咖啡、蜂蜜和桃子（这个地区的桃子个大味美，而且全然没受到虫害）。曙光里爱德华和邝威在修理发动机，他们把路易的一只背包的两层帆布用棉花和牛皮胶粘合后，做成了一个新密封垫圈，用来代替旧的。试了试，跑了5分钟，真让人失望。刚好转过弯来到便道上好一点的路段，汽缸里又蓄满了来自散热器的水。不过，上午10点钟时，来了一辆向北行驶的军用卡车，这是多日来我们遇见的第一辆军车。兴宗和我只带上证件，就跳上军车，顺路坐到离这里63公里的华家岭，希望在那里截住戴；若不成，就去260公里远的兰州。一路上遭遇了小的山崩和洪水之后来到了华家岭，却发现老戴已于当日早晨没有等我们就先走了，于是第二天只好去兰州。华家岭只有山顶上一家设防的旅店和驿站。由于最近甘肃省内的叛乱，所有的小镇和大农庄都设防，许多村庄已成废墟。我们很倒霉，碰上了寒风冷雨。坐在车上堆得高高的空汽油桶上，只穿着短裤（短而宽松的运动裤），摇摇晃晃，即便在防水布下，那滋味也挺难受。到兰州后，与戴取得了联系，他决定第二天开他的车跟我们一起回去。买了一个新密封垫圈，还坚持向戴要了一个。

　　就这样，26日我们与另外几人于下午3点半时又在便道再聚首了。大家都很高兴，换上新密封垫圈，约5点30分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在东围的一家有炕的骡车店过了夜。

　　早晨很冷。在峡谷的迷雾中起床，走了25公里，突然卡车动力大减，停下来一看，发现漏油，便加上油。然而无济于事，声音越来越难听，最后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山顶上的华家岭，发动机再走一步都不行了，两个主轴承坏了，一根连杆也弯了。开了房间，于是28日，我们所有的人加上大部分行李和那台发动机，全上了老戴的车开到兰州。

　　我们把发动机拿到“工合”的机器合作社修理，它现在还在那，要把曲轴修理好，把零件装上去，这些零件是我们千辛万苦搜集来的。今天（9月5日）爱德华坐戴的车去玉门油田，兴宗坐公谊会的卡车到华家岭，把我们的汽车底盘拖回来，以便在这里把发动机装上去。

　　这就结束了这一段旅途的故事，有理由相信，接二连三的倒霉事之后，我们将能够较好地对付后面的旅途。

　　在现今中国行车，外国人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假想，你以为这儿像法国，而实际则不然。绵延数英里的公路好得跟欧洲没什么两样，然而，可能突然来一次山崩或山洪。除了行军床、烹饪器具、罐头食品之外，你还需要绳子、链子、零件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假如我们早知道这一切，就会准备得更充分些。

　　说到兰州，这是一座富有魅力的城市，它有许多城墙、城门和鼓楼。它矗立在滚滚黄河之滨（黄河与我所熟知的长江形成对比）。人们要越过黄河，可以走1909年美国人造成的铁桥或乘由13张羊皮组成的羊皮筏。城市街道有点像俄罗斯的街道，部分地是因为泥泞和电线杆的缘故，也还因为四处有脚登长靴的俄国人的缘故。并且，商店里现在或直到最近都充斥着苏联货（阿斯匹林、酒、雪茄、罐头鱼等等——我此刻抽的正是Kasbek）。这里也有点类似于西藏的景象，因为可以看到许多身着紫红色长袍的喇嘛和身穿短皮大衣的西藏人在街上走动。昨天我买羊皮大衣时很有意思，我们找到一件适合我身材的旧货皮短大衣（可能是某个西藏人或蒙古人的，因为身材是这么高），只要1000元，很便宜，我就买下了，以便在去戈壁滩上时保暖。我还打算把皮大衣带回剑桥，好在严冬里派上用场。不过，这里的雨天街道泥泞不堪，令人讨厌。水果，特别是苹果棒极了，还有一种醉瓜，芳香扑鼻。兰州城位于一条狭窄山谷的低端，它的东南通路蔚为壮观，因为一开始从山中看过去，只能氅见它，慢慢地就来到了它跟前。毫无疑问，这是个伟大的城市。

　　过去的这周（8月28日—9月5日），部分时间用来修理发动机，部分地用在我此行所要干的事情上。这里是医学、工程和农业中心，也是小小的教育中心，人们也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很高兴见到我的到来。

　　兰州让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它给人以一种中国文化和土耳其文化交界的感觉。有些商店的招牌同时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字书写，还有许多白色或近似于白色人种的人，以及大量的阿拉伯人。一位摆水果摊的老头看上去像高尔基，虽然他穿的是中国服装。四周还有许多有大胡子、鹰钩鼻的人，他们可能直接来自北非。新疆的氛围也是如此，但那里有更多身材魁梧的蒙古人，前几天我们散步时就看到一个，他身穿蓝色罩衫，有点像衣阿华州的农民。

　　“工合”在兰州也有一个研究所，该所有一个好图书馆，并进行制革技术和毛纺等方面的研究。

　　现在来谈谈更正规的科技培训。虽然兰州没有大学，但仍有一些机构值得重视，因为在中亚，这里的学员们真正处于科学“前哨”。首先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所中国最大的师范学院由李蒸博士领导，它设有科学课程。其次是曾济宽博士领导的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类似于本系列文章第4篇里所提到的嘉定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设有畜牧、农艺学、水利灌溉等专门学科。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工合”的技工学校，不仅兰州有，双石铺和成都也有。在技校里，许多有希望的童工不仅得到技术培训，还受到良好的全面教育。在兰州可以看到16岁左右的男孩能明了有关纺织业的一切奥秘，或几位新近来自边远地区的西藏青年在学习和工作。“工合”的技校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它使民歌之类的民间文化保持活力。它们被称为培黎学校，是以将毕生献给中国技术教育事业的传教士约瑟夫·培黎（Joseph Baillie）的名字命名的。（兰州培黎学校的校长是心理学家张官廉先生，我们在他家愉快地度过了在兰州的部分时光。——作者原注）

　　1943年9月18日，星期六   离开兰州，早晨6点起床，把所有行李都打包放在卡车上。在刘先生家找了一顶帽子戴上。在鸿英处与她共进早餐，脑海里交替出现林斯特德磨坊和约翰·康福特（John Cornford）的诗句。

　　把路易·艾黎和“工合”培黎学校的两名学生孙光俊和王万盛接上车。孙光俊来自河南（住窑洞的地震遗孤），王万盛是甘肃人，懂甘肃地方土话。

　　大约上午10点出发。在十里店甘肃油矿局的油库（经理是谭其飞）加了油，但发动机运转不好，没有力量，估计供油或点火装置某个地方有毛病。

　　19公里后抵安宁堡，这里的景象颇似加利福尼亚，沿着古长城的残垣断壁种满了桃树和中国枣树（真正的“枣子”）。在因发动机故障而时常停车时摘枣子吃，土地焦干。

　　沿着黄河河谷行进，受到侵蚀的黄土地显露出一层层倾斜的红色砾岩。邝威和老余终于调整好了火花塞，使得六只汽缸都点着了火，真是奇迹。

　　大约下午5点到达河口镇，离兰州48公里，到永登还有68公里，很快通过了检查站。在一家小客店晚餐，黄昏时分在河里淋浴，把路易的肥皂丢了。在暗处换了胶卷，又吃了鸿英的一个月饼，因为晚饭没怎么吃好。据说这个荒凉之地的新车站很危险，于是睡在小客店的桌子上，盖着“工合”的毯子相当舒服地过了一夜。

　　19日，星期日  早晨6点吃早餐，有咖啡、面包和蜂蜜。7点出发，现在发动机运行良好。可爱的风景，轻妆淡抹的山谷和山岳，黄河的支流。路上遇到许多排成纵队的四川士兵，他们向北走，也许是去新疆，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其中还有一些十二三岁的男孩，可能被抓来顶替年龄大点的壮丁。一些士兵病得很厉害，三五成群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试图赶上队伍。最近在双石铺一夜就死了88个壮丁。

　　在红城子，访问一个质朴的佛寺，内有6名和尚以及新年演戏的戏台，路易和我受到他们的欢迎。

　　上午10点到达永登，黄土在此打住了。叛军被绑赴兰州。西藏女人不愿让人拍照。

　　下午1点，在134公里处遇到了爱德华·贝尔兹，他坐在南去甘肃油矿局的卡车上，卡车有几分钟动弹不了。聊得很愉快，他表达了他对甘肃油田的看法，认为甘肃油田前景广阔。但目前仅知道概况，且欠全面，为此需要打更多的油井。蒸馏器和裂化器的供给被弄得一团糟，当真正需要后一种时，而送到的却是前者。

　　下午2点停车修理火花塞。

　　163公里处，在左边首次见到那些高大的锯齿状山脉，这就是南山（李希多芬山脉）的第一部分。太棒了！胜似新西兰和苏格兰的芳草高地。羊群，只披了件皮斗蓬的健康牧童。道路总是与长城的残坦断壁和固定出现的城台相伴而行。在祁连山（南山的一部分）遇到了雷雨，令人难忘。

　　179公里处是乌鞘关。

　　下午6点到达山谷脚下的古浪。发动机现在运行正常，决定向前行驶6公里，离开这个不毛之地，于是在黄昏里我驾车越过了这片荒原。253公里处，汽缸密封垫圈破裂。大家就过夜及土匪出没等问题紧急商议，决定往前走，终于平安到达凉州。晚上住在极不舒服的地方，“睡在床下有鸡叫的公共盥洗室里”，等等。

　　20日，星期一   离开凉州。早饭时分，四川兵“沙眼班”瞎子领着瞎子。邝威和老余天亮时就修理发动机，路易、我和那两个男孩在镇上转了转。现在已经出了产桃区，但苹果和胡桃很好。虽然有大量的苏联肥皂，但商店大多充斥着日本货（纺织品、肥皂、药品、化妆品）。如果“工合”曾获得支持的话，大部分这类货物就能在这儿生产，而无需越过沙漠将宝贵的甘肃羊毛输送给敌人以换取这些东西。悲惨的一幕：更多的叛军，一位高个村姑给其中一个士兵带来一个包袱，但不愿给他，挨了卫兵一枪托，哭着走开了，上午10点半离开。

　　整个上午点火装置不断出毛病，耽搁了很多时间，使人情绪低落。经过有魁星楼的村庄。下午1点抵甘新公路站，有美丽的鲜花。我们在此把汽油箱灌满。

　　下午3点半，来到343公里处的永昌，只见到一座有城墙的城和客站，甚是荒凉。下一站是山丹，离这106公里，去不去呢？去，发动机好些了。用了2小时25分穿过了以不毛山峦为背景的荒野，完成了这段路程。

　　446公里到山丹，它是长城外的绿洲，有崎岖而美丽的低矮山峦，也许是由于产朱砂，其城因之而得此名。山丹在长城外向东北方向崛起，即面对沙漠和宁夏，背着南山山脉、长城。城里有漂亮的旧式建筑、参天大树以及古色古香的坚固大牌楼。夜宿一家不错的旧式“三义旅店”，路易和两个男孩睡在炕上，兴宗和我睡行军床。古老的家具上粗糙地漆着红漆。

　　21日，星期二   离开山丹。清晨绕小镇一周，罕见人迹。西南耸立着白雪覆盖的南山山峰，东北是朱砂山。由于羊毛（主要产品）都运往外地（也许到日本人手里），而棉织品全靠从上海调运给贫穷的人民。因此急需在当地建立起“工合”的工场。看见了为已经衰败的新疆贸易修建的商人的货栈；参观了正在进行的山羊毛纤维袋的织造。华丽的道观牌楼，市内的戏台，远处大的佛塔。

　　卡车运行得不错。最初是长城边的荒凉贫瘠之地，经过了一个很干燥的地段来到一个绿洲——甘州，此处有大片的水稻田。

　　上午10点半到达508公里处的甘州（即张掖——编者注）。城很大，但无甚趣味。绕城墙而行，在停车场附近午餐（上好的大米）。

　　下午，经过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的第一座沙丘，右边的山峦隐没不见了，左边的雪山仍历历在目，在此遇到向南方开进的新疆士兵，他们装备精良。

　　588公里处到达高台公路枢纽站，住进军事外宾招待所，这里很像阿拉伯或北非的城堡，院子用墙围了起来，墙脚下是房间。高台小镇本身距沙漠大约20英里，是片灌溉良好的肥沃绿洲。城里满是骆驼和空空如也的营房。一家药房的橱窗用有宗教图案的花边来装饰，表明这里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高台虽然很偏僻、闭塞，但显然很繁荣。回到招待所，路易第一次使用布卢伊特的帆布浴缸。这个军事招待所最初是抗日战争初期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前来的苏联援助物资运输队住宿的地方，早先一直限于男性使用，现在也对女性开放，因此廖鸿英其实满可以来的。虽然苏联运输队路过此地是多年前的事了，但苏联旗帜和列宁画像仍然可见，盥洗室遗有俄文标志。

　　22日，星期三   离开高台枢纽站。上午8点到达600公里处，只有沙漠灌木丛，偶有骆驼队、赶马车的农民等，但行人稀少。沙暴（黑风或黄风）开始肆行妄为，后来风平沙静，能见度提高，天空有乌云。上午11时30分到达700公里处。约下午1点到达酒泉，天空放晴。

　　先在城西的甘肃油矿局加油站加了油，然后住进军官招待所。这里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城外的一切呈沙色。城中心有一座很别致的鼓楼。在招待所用的午餐出乎意料的好（用的汤匙来自列宁格勒）。去了银行。在甘肃油矿局办公室受到欢迎，令人愉快。说好了，将打电话通知护路队我们明天去。队长是张钧达（音）。此地的商店里充斥着苏联货而非日本货。

　　费了些时间来阅读鼓楼上的铭文：

　　中央鼓楼：声震华夷

　　北    门：北通沙漠

　　东    门：东迎华岳

　　南    门：南望祁连

　　西    门：西达伊吾（即甘肃省的具有新疆风格的城镇）。

　　在“长城饭店”欢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