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然而它却说明了许多问题。梁士纯告诉我，他曾于1935年去汉口，于7月在武昌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那时说，他厌恶南京政府的腐败，并捐献出一张五万元中国现金的支票给燕京大学我的新闻系，他把支票交给了我。”（在1936年释放蒋介石后，张学良成了蒋的阶下囚，这是由于他扣押他的总司令。他现在在台湾，仍是一名囚犯。梁士纯告诉我：“张学良在台湾去过基督教堂。卢广绵的兄弟在1936年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告诉我不要去西安，因为西安极不稳定，这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夕。当张学良在西安制定联合阵线八点建议时，其中五条是我的建议。”）

一二•九运动主要发动者中有三个人属于张学良的秘密爱国组织，两个在梁士纯的新闻系，他们在发动一二·九运动之前就于1935年在燕京大学把这个秘密小组分化成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然后，张兆林（梁士纯说，他在1949年前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和郑翰伯（我1972年在北京见过他）去西安作鼓动工作，而黄华却于1936年陪同埃德加·斯诺去毛泽东的司令部，他现在是驻美大使。1950年，梁士纯的学生郑翰伯的职务是北京新闻学校的校长，并对梁士纯进行过一次访问。

另一个梁士纯的新闻系学生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女儿，名叫梁淑仪。（我曾于1972年在北京同她和她的丈夫阿瑟•张一起共进午餐，他们两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

“我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姓朱的学生去了延安，但我从未听到过她的任何更多的消息，”梁士纯对他的共产主义者的女门徒感到自豪。

梁士纯对另一件事也深感自豪：“我们的《民主》杂志在第一期上，首次刊登了毛泽东的自传——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几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就接管了印刷机。”

1972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在中国度过了他的七十五岁生日。几天以后，他结束了在山西的登山活动返回北京。在北京，我曾多次在他的公寓里与他交谈，那套公寓是前意大利大使加利茨•查诺伯爵和他妻子埃达•墨索里尼从前的住宅。艾黎已于1960年加入了新西兰共产党，并经常访问那里。

新西兰现在意识到了路易•艾黎在中国独特地位的价值。1971年3月，怀卡托大学建立了一个他的著作档案馆。5月，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路易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引文说，“今天他被认为属于中国诗文三位最伟大的翻译家之列……他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不已……1957年出版的他的‘京剧’一书现在依然是规范的著作。”引文列举他是“军事奖章的持有者，作家，诗人，翻译家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口译者。”

此外，怀卡托正在出版一本路易•艾黎著作的书目提要，一本关于他的回忆录，并且正在设立“现代中国研究路易·艾黎奖学金。”

他的一本目录小册子就有五十七条，包括几本全套书。

路易曾多年患皮肤癌，在1973年-1974年间，他几次做了消化道手术，结果导致两次肺炎和一次血块，威胁着他的生命。

1938年，我是“发现”路易·艾黎的一个人，就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我立刻看到了他的潜力，并意识到在中国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他那时是郁郁沉思、意气消沉、悲观的上海市委员会的工厂巡视员，希望他“能够赞助一挺机关枪反对日本人”。我于1937年底到达上海，当时是一位有进取心的，遇事过于乐观的美国青年，多病，但却以一种力量而欣喜若狂，这种力量来自一二·九运动之中，来自西安事变的发源地，并来自1937年夏天对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五个月访问，在那里，我患过五种痢疾，并发现他们对建立战时工业并没有任何纲领。路易并不反对创建工业合作社，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不愿被与他真正痛恨的国民党的任何联系所玷污。他同埃德加·斯诺仅仅在谈论日本人得到大机器之前如何把它运出城市。

我的意见是在日本人把技术熟练的难民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之前，把他们转移出城市。

创建工业合作社正是我最初的观点。在这方面，我受到约翰•亚历山大的极大鼓舞，他绐了我一种新思想，那就是“在任何形式的社会或经济中，合作社能够是一个民主的基础……”这正巧是中国所需要的诀窍。我首先使我的丈夫转向“游击工作”。(他也认为国民党是靠不住的，毫无希望的)然后我们一起使路易和梁士纯转变过来。路易制定出了技术性计划，并到基层开展工作。

第一次预备会议是由约翰•亚历山大召开的，在1938年3月19日的会议纪录中，他曾讲过：“E.S.和H.S.曾建议过，并同R.A.一起合作制定出了在中国建立合作社的粗略计划……“A.C.”曾协商过并请求给予帮助。”首字母“E.S.”代表埃德加·斯诺，“H.S.”海伦•斯诺，“R.A”路易•艾黎，而“A.C.”则是约翰•亚历山大的秘密名字。

路易在他的《工合两年》的小册子中写道，我曾“监督”过他，并曾说：“路易，看看吧，中国今日所想要的是各地的工业……你说你喜爱中国，你就应该放下把上海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以利于日本人剥削的这种工作，走出去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她讲了这一点，还有更多的话。”

1947年，当我们的工合人民被活埋时，路易写了一首诗，称我为“一个中坚分子”。这首诗写道：“十年之前，这一思想开始成形，缺乏合作的经验，一位中坚分子的热情火焰，熊熊燃烧……那么多的生命，为此已作出巨大的牺牲，希望已破灭……”

同时，我对于使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传教士开办工业合作社充满憧憬，最终他们确实都帮了忙。但是，要不是路易·艾黎，也许什么事都不会付诸实施。正是龚普生把我介绍给上海唯一的合作社专家卢广绵。龚普生当时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全国学生秘书，并且曾是北京一二·九运动七个主要发起人之一。（1972年，正是她组织了我对中国的整个访问，处处以大人物对待，最初，黄华曾为我的签证作过安排。）

在最初的年代里，对于工合工作的起源保守秘密是合理的，后来，任何地方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任何美国人曾在中国创立任何进步事业，进一步说，不会是一位年轻妇女，因为整个工合运动会感到“丢脸”，还有新西兰和英国的主权。

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于194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工合》写道（第12页）：“埃德加•斯诺夫人首先表明了组织工业合作社，以帮助中国改变生产战线上的巨大损失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被路易•艾黎接受……”等等。

除了工合观念于1958年遍及全中国之外，这一切都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事。在延安，毛泽东倡导这一思想，作为“新民主”的一部分。（路易•艾黎于1939年带着我们在菲律宾筹措的资金去延安，在那里创建工合。）早在1943年，毛泽东于11月29日写信给许多“并不是苏维埃风格的称之为集体农场的合作社，表明我们的经济其特点是新民主主义的。”他列举了合作社的类型并提到了成为后来1958年公社的先驱们：“除了以上所说……还有三种其他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合作社，如延安南区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经营食盐运输）和手工业合作社”。山丹曾经是自给自足联盟合作社的一个较早的典范，也是培训人员等的典范。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关于路易•艾黎75岁寿辰的声明表明，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为“现在普遍存在的、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公社提供了蓝图。”

几乎可以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业合作社为人民公社铺平了道路，并且是把工业革命第一次引向农村，使得中国农村在1958年能够转变为人民公社的巨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工业特征，才把中国今日的农村人民公社，同中国过去老式的原始宗法的公社，和其他部族社团区别开来。在人民公社里实行工资和工分制，而不像在传统的合作社里实行的那种股份制。

路易·艾黎从1927年4月到1974年我目前写作之时一直生活在中国，他是除上海的一位美国人，曾是孙中山夫人助手的耿丽淑（曾对年轻时代的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是一种激动）之外在那里定居那样长的唯一的外国人。现在，中国人在他们的《友谊天地》一书中，称艾黎为“我们永久的客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许多方面，路易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最优秀品质——清教徒伦理和创造性，以及对体力劳动者尊严的崇敬，在乡村层面上的、最普遍民主形式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是一位自然社会主义者），对探索和旅行的热爱，开拓进取精神（作为中国化的群众的一员，他现在并不把这一点当一回事）。他也具有爱尔兰诗人的文学的气质（他是半爱尔兰，半英国血统），这种气质使他的中国经验的粗糙部分发生质变，并用炼金术使之成为同化的纯金。

在中国，他能够宽容小事并看到大事，他具有一个世界的视域，但受到中国经验和忠诚的限制。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和干扰，他向我评论说：“哦，你知道，那些事情发生在革命过程之中，你必须保持忠贞不谕。”

就卢梭主义的意义和目前的青年人返回大自然和基层而言，路易是一个自然成长起来的人。路易是自学成才，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挫伤和胜利使他深受教育。通过大自然，他获得了才华和许多自然的能力，包括高级动物适应户外生活和基层社会环境的智力。1972年，他告诉我，“如果我每天下午不进行长距离散步，我根本就睡不着觉。”

当工业合作社于1949年由人民共和国接管时，路易在中国舞台上原先的作用便告结束，但他步入另一种作用或更多的作用之中。他积极从事和平委员会和后来的友谊小组的工作，并奔赴不同的国家参加各种会议。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48年，同时他年复一年地走遍全中国，报告他的见闻。路易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是一位像约翰•鲍尔，沃特•泰勒，戴维·克罗克特，丹尼尔•布恩类型的人。起初，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英雄，在中国，他在农场和工厂与真正的中国劳动人民联系建立一种密切联系。他几乎痛恨知识分子，真正同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民打成一片。

1972年，我发现路易年事已高，变化很大，这并不令人吃惊。直到1949年一直存在于我们小组的极好的工合迷人团体并没有被摧毁，但线路已遭破坏，或至少不如以前那样便于电源接通，不过一些原有的火花仍然在闪烁。原有的魔力并没有完全离去，但我感到路易是太疲倦了，并对过去的大部分事情记忆模糊，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对过去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我仍然不满意我在工合运动方面花去的十年，它曾严重地破坏了我的许多事情。路易在他的工作中经常是幸福的，那正是他想要做的事。但我想做其他事，直到1949年，我一直在责任心方面陷入困境，这时，对我来说，要在我称之为“我自己的工作”中弥补已丢失的十年已为时过晚。路易则认为这种艰苦的工作和牺牲对我和其他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曾有十年美妙的经历，他一生中最好的岁月，但我感到我不曾有过“最好的岁月”，或许我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岁月。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渴望路易去印度，使同样的工程得以开展，但路易从未考虑过这件事，甚至几个月时间。对于他的工作来说，路易不得不既中国化又地方化。

印度是实践中国工合榜样的第一个国家，我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是第一本教科书，1942年在印度阿拉哈巴德出版。尼赫鲁发起这场运动，并为我的书写了前言，这本书是由孙中山夫人从中国送给他的。

当我于1972年在新德里会见首相英迪拉•甘地时，印度已有五万个工业合作社。他安排我视察了在阿格拉及新、旧德里的一些工业合作社。

工业合作社的潜力在“第三世界”以及印度都是巨大的。在村庄存在的问题是：你能够把工业引进原始的部族宗法的公社，但使这种古老的宗法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就是革命化方面的杠杆是什么呢？在中国，合作阶段和时期，这种杠杆，带动着从宗法的小组向地区的公社的转变。这或多或少保证了社会主义。当然，工业本身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但它能产生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这三种的混合体。然而，中国的公社看来通过工分制和工资制产生变化。

在中国的城市中，公社是行不通的。因而在这些地方，除了国家或城市拥有的大工业，存在着一种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合作社系统。一些合作社由家庭妇女兴办，我参观过它们中的几个。由于环境，它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且不十分像传统的合作社。有许多种社会主义和许多种合作社及集体组织，中国有它自己的种类。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正是工业集体组织中的那些妇女，正在中国发起节育运动，在印度，也应做到这一点。这些集体组织通常被称为“街道”工业，由当地居民委员会经营。

在我看来，传统的合作社的本质是它的章程和附则，这些法规建立起一种非个人的法律体系，替代由政治的或个人的影响而实施的统治。在中国，“集体组织”确实有章程，正像公社有章程一样，但迄今为止，全国像这样的法律系统却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广州交易会上，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用草制成的物品，这些物品是由“工业合作社”制作的，我的翻译这样称呼它们，并说广州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者组织。

我参观过的两个“合作社”在湖南长沙，毛泽东曾在本省这座城市里上过五年师范学校。

1978年，为了摄制一部纪录影片，我同电视摄制组全体成员一起重返中国，呆了两个月。我们拍摄了三十二小时电影（12英里），包括同在北京的路易•艾黎一起进出医院的三个小时。我们最好的一些影片是在保安拍摄的，在保安，我们曾于1939年为采集草药而办起了一个工业合作社，是用我和埃德加•斯诺为这一共产党地区筹措的钱兴办的，在那里，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为他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搜集素材。这部纪录片将把我1931年-1940年在中国的生活同现在的生活加以比较。我已经写完了一本书《我在中国的岁月》，该书正在供一部电影进行选择，出版日期是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