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为这次再版而作

自1940年12月以来，我第一次重返中国旅行是从1972年11月21日到1973年2月10日。到达香港时，我出乎意料地见到了艾达•普鲁伊特，她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在中国呆了六周，刚刚返回香港。在中国，她回访了她在山东蓬莱的出生地，并同她自二十年代以来的朋友，仍然是上海居民的耿丽淑，一起旅游。莫德•拉塞尔仅仅在几天之前（八十岁生日前不久），路经香港。所有这三位美国人从第一年，即1938年，就曾帮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并且都是路易•艾黎的亲密朋友和忠实信徒。耿丽淑和莫德从20年代起，曾是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艾达曾是一位传教士，并且是中国第一位福利救济工作者，任洛克菲勒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主任，一直到1937年该城被日本占领为止。

艾达和我同赖氏一起在中国旅行社饭店共进午餐，赖氏还将头发花白的谭氏带来看望我们，他仍然是香港的一名审计员。在香港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于1949年关闭以前的那段时间里，谭氏曾管理着该委员会的簿记，国际委员会是应马尼拉中国银行家的请求，由我那时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于1939年建立起来的，斯诺曾为此目的从马尼拉前往香港。在1938年以后的所有岁月里，艾达•普鲁伊特曾是路易忠实的女随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帮助路易。她曾是纽约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美国委员会的秘书，直到1949年该委员会关闭为止，在此期间，我是副主席。该委员会到关闭时，已为工合工作筹措了三百五十多万美元。我和艾达斗争，流血，并视死如归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支持路易，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艾黎为了生存的紧张斗争中，他或多或少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包含在其中的困难。

我丈夫和我曾去菲律宾度假休息，而我却把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为工合合作社筹集资金，因为该岛上所有居领导地位的中国人都愿意相助，还有许多上层美国人和其他人也愿意资助。这些有影响的华侨银行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拯救了艾黎，也拯救了正在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年轻的工合运动。他们甚至保留了一种几乎停刊的报纸，供我进行宣传之用。帮助建立菲律宾委员会的主要人士，是另一位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波利•巴布科克，而碧瑶委员会主要由纳塔利·克劳特创建的。

正是在碧瑶的伍斯特村舍，我于1940年，写下了《中国为民主奠基》这本书，此时，埃德加•斯诺正在写《为亚洲而战》一书。我在尽力（但失败了）(为工合)从美国政府(申请)得到五千万美元贷款，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遨请我们去白宫时，我亲手把这本书交给了她，并告诉她，我已特别为罗斯福夫妇和他们的负责援外的经济顾问写了一份报告。

《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于1940年由凯利和沃尔什首次在香港出版。美国版于1941年由纽约的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印度版于1942年由阿拉哈巴德的基塔比斯坦出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了前言。

这本书的日文译本于四十年代出版，但我从未见到过一本。1946年，我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信中说，在东京，一个合作社已以我的名字命名，“尼姆·韦尔斯缝纫妇女合作社，社长是中岛御代子，制作服装，于1946年8月5日创建，有5名成员。”注明日期为1946年8月的一份报告，由工业合作社日本协会的杉山寺路送给我，报告中列举了24个新的工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日本1945年战败后蓬勃发展起来，在日本，小工业曾经是一种主要的生产形式。

工业合作社从中国和印度传播到了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锡兰（斯里兰卡），甚至到了南斯拉夫。国际劳工局应邀送去印度专家进行帮助。

在基层工作的创建过程中，路易首先得到了上海电力公司美国培训的工程师弗兰克·莱姆和吴氏的帮助，他们曾放弃了他们高薪的工作。到了1972年，吴已逝世，弗兰克•莱姆已动了一次严重的癌症手术，因而我无法见到他，不过我们曾在电话里互致问候。弗兰克仍住在自二十年代他在上海所拥有的那间房子里。卢广绵有病，与妻子住在遥远的内地云南。我听说，刘氏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些都属于著名的“培黎小伙子”，——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的门徒。约瑟夫•培黎是第一个在中国专门倡导培训工程和工业人才的人。路易•艾黎是这些“培黎小伙子”中的一个。他于1928年在上海受到培黎的影响，一直到培黎由于癌症而变成一个绝望潦倒的人，并于1935年自杀，他都了解培黎。当我于1973年登上南京紫金山时，我不禁想起了曾在南京大学开办农林学校的培黎，在那儿所完成的重新造林工作——自明代以来第一次在山上植树。

当我们于1938年创建合作社时，除了在工业合作社和在毛泽东以延安作为首府的遥远贫瘠的西北外。工合精神在全中国是几乎不存在的，它对中国是全新的，特有的，由于日本对中国沿海诸省的占领，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崩溃，中国正处在巨大的严峻考验的痛苦之中。

今天，几乎中国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工合精神，他们将此称为“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但这与工合精神是大不相同的。最初的工合精神，在美国海军陆战大队成员的口号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困难易克服，无事不能办。它意指开拓精神，在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的勇敢精神，开创事业，最好的行动。每件事或多或少必须由一个人开创，即使不是乐观主义类型的人，也可以开创。（当我1938年在上海第一次遇到路易·艾黎时，他是那个时候，我与之交谈过的最悲观的一个人，卢广绵除外）。

工合人士第一个逝世的是上海的银行家徐新六，他于1938年，带着我们的计划，去蒋介石政府寻求支持时，在一次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人们普遍认为，那并非一次事故。紧接着逝世的是路易的朋友，上海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亚历克·坎贝尔，英格兰多塞特纳郡的一位极端悲观主义者。正当欧洲战争1939年爆发的时侯，他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正在乘船前往英格兰的途中，路易对我说，以后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再一个逝世的工合人士是乔治•阿尔文•何克，一名剑桥大学毕业生，在山丹死于破伤风。他曾于1939年到达遥远的西北从事工合运动，去西北之前，他在河北一间破旧的房予里，刚同斑疹伤寒这种疾病搏斗了好几个月，而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西方人能从那种疾病中康复过来。他逝世这一悲剧，给路易的后半生以沉重的打击。

最著名的工合创始人是埃文斯·卡尔森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把工合这一术语翻译成英语，作为“卡尔森突击队”的战斗口号。1947年，在争取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提名的参议员的活动中，由于他的伤情引起了心脏疾病，他为工合事业而献身了。

埃德加·斯诺（我同他于1949年离婚）于1972年2月为工合而献身，享年66岁，那时，正值他撰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本书。他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重返中国。他死于胰腺癌，1973年，他的骨灰从他在瑞士的家带到中国，埋在他曾于1934-35年生活过的北京燕京大学校园。

很自然，仅仅工合人士才在1938年支持这样一场运动，然而，我把工合的创始人看作是仅有的几个最初的鼓动者：约翰·亚历山大曾以这一观念鼓励我，并且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同休伯特•S•梁（梁士纯）一道首先支持这一观念。路易下到村庄去，在基层组建了合作社。

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于1938年4月3日召开了工合(筹备或设计)成立大会，梁士纯被选为主席。十一人出席了在上海京宫餐馆举行的宴会。除了他们和斯诺夫妇及路易•艾黎外，作为创始人出席的有胡愈之（我的著作《在红色中国内部》一书的中国出版人，1972年我在北京见到过他），银行家徐新六，卢广绵，黄静珠小姐，上海市的一位妇女领导，以及徐新六的朋友王先生和孙先生。我一点儿不知道最后三个人的情况。

1972年，我在伦敦同已退休的约翰•亚历山大交谈过，他对1938年作为工业合作社运动的鼓动者一事十分自豪，因为他曾使我转向合作社，而在此之前，我曾反对过它。他和埃德加·斯诺使英国大使转向这项工程，而这两位英国人把路易•艾黎从他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并且使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汉口政府，允许艾黎参加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是整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约翰正在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并且对泰尔哈德•德查丁的著作很感兴趣。（德查丁是我们在北京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曾以他自己的工合型哲理激励我，不过我并不需要这类理论，因为我是以自然的工合观点，对待几乎一切事物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73年1月，我曾与梁士纯在上海交谈过，他在接受一次大的手术后，正在那里养病，当时已七十五岁高龄。自从1954年以来，他曾一直在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该系已于1972年9月重新招生，有200名学生。他说，该系开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没有外籍教师，不过法国人一直教授到文化革命，才回祖国去了。

我发现梁士纯一直是工合之人——关于建立中美友谊，关于写他的自传，关于对美国的旅行结果的，以及关于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在所有领域实行新技术作为中国的新动力和力量等诸多方面。1934年，我们在燕京大学一遇到梁士纯，他就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他是新闻系主任，并请求埃德加为该系授课。他几乎对我们所有的方案都曾给予帮助——一二·九运动（他的新闻系学生主要发起了这场运动），1937年的《民主》杂志，工合运动——他一直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而斗争，非常爱国，并且对于建设，不是破坏，有管理头脑。他是我所遇到的最美国化的中国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方面，而且表现在他的坦率真诚的态度和乐观主义的工合进取精神方面。他乐于开拓事业，不愿无所事事，发牢骚和抱怨。他也十分勇敢，在任何中国人不得不经历的那些危险的岁月里，他总是“招惹麻烦”。

梁士纯和他仍然很漂亮的妻子弗洛伦斯，于1973年来到上海虹山饭店拜访了我。弗洛伦斯在长沙长老会学校上学期间，曾是毛泽东第一位妻子的同班同学。她两位都穿着普通的长沙式棉衣。在三十年代，梁士纯总是穿着美国式服装——一切东西都美国化。

“自从我于1948年5月还是6月最后一次从美国返国后，还一直没有见到过你，”梁士纯说，“你还记得1945年我们一起在纽约，并几乎发生一场事故的事吗？在此之前，我于1941年见过你，当时我们已住在纽约切尔西饭店里。我们交谈得多么融洽啊!”

“是的，我过去常常在你身上试验我的所有想法。你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第一个总是听我话的人，”我说。“我有一张咱们三个人，你，我和埃德加，在纽约的一家夜总会的照片。我佩带着一束紫罗兰，头戴一顶礼帽。”

“我没有任何照片，但我清楚地记着1938年8月13日，我们一起去上海D.D.夜总会吃饭的那一天。真是太危险了，事后我们还互相打电话询问是否摆脱了日本人，处于安全境地。”“我们成立工合的京宫餐馆里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付了饭钱，是吗？我知道你通常会这样做的。”

“是的，我付了款。京宫餐馆过去在距大世界娱乐场不远的西藏路附近。它是一个以四川风味食品而闻名的地方，有一位女经理。它已经搬到以前法国俱乐部附近的中国大厦，现有十三层餐厅，仍然以它的食品而闻名。”

“我于1940年12月从上海乘船回美国”，我说，“你什么时候去的？”

“我于1941年到达，并且埃文斯•卡尔森和我同劳克林·柯里一起，制定了一项为工合合作社生产卡车的计划，劳克林当时是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

“在华盛顿，人人表示同情，但毫无结果，因为那时的政策是绝不干涉中国内政。事情是怎样改变的？”我问。

“1941年，我把工业合作社的一些产品交给罗斯福总统，现在这些东西在海德公园陈列着。我在白宫同罗斯福谈话，他说他会帮助的。”

“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要不是罗斯福于1945年死亡，他就绝不会准许在中国推行一项反共的干涉政策。我经常想，天然的盟友——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得不经历敌对和疏远过程是多么地可怕啊！尼克松总统对北京的访问是我一生中最期盼的事情之一。”

“是的”，梁士纯说，“但是，美囯和中国最终将不得不走在一起。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当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伸出的手相握。我经常尽我的努力相帮。1946年，我两次见到马歇尔。1957年，我写信给享利•卢斯，督促对中国的承认。就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来说，周恩来曾于1938年就合作社问题约请过我，我也曾两次去看望他。他赞成工合工作。周仍然是争取友谊的一个人。中美友谊一直是我们特殊的阵地。我多年间九次去美国并发表论文。”

“我从1938年到1949年间，曾致力于工合运动，”我说。“它在战争期间曾具有巨大的潜力。确实曾发展到全中国。我们在菲律宾筹款，以便在延安建立工业合作社，并且路易曾去延安，在那里建立了工业合作社。”

“大约在1939年，我曾在碧瑶拜访过你。银行家赛伊•西普曾驱车带我从马尼拉去碧瑶。我记得曾在碧瑶遇到了皮特•克劳特夫人，并向她表示了我的问候。我在1941年之后从未在纽约见过埃德加•斯诺，现在他已离开了人世。”

正当我们缅怀往事时，梁士纯说：“我于1939年同路易一起在甘肃。我们曾于12月在炸弹坑里呆了几个小时，我患了重感冒。我们不得不在这一夜转移七次，在早晨七点钟，日本飞机飞临，在兰州投下了六枚炸弹。那是1939年12月1日或2日降临在合作社头上的灾难。”

“我上一次见到你是在四十年代，我们走呀，走呀，几乎走遍了纽约的所有街道，谈呀，谈呀，一直在交谈着。”我说。

我问到他的身世，他告诉我：“我于1902年8月5日，出生在江西南昌，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已被中国国内布道团改变为南昌第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父亲在医院工作，由一位女士给他讲道。他成为一名职业传道士，他一生中一直把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献给教堂——一生都是把星期日作为安息日的基督再临论者。

“我于1925—192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格林卡斯尔的德波大学。我曾于1920-1922年去俄亥俄州贝里的卫理公会鲍尔温一华莱士学院。并于1922-1923年去底特律大学，在技工电气工程学校学习，并在亨利•福特的学校里进行了两年培训。我曾于1944-1948年，在派克大街克拉克•H•盖茨讲演社（弗朗西丝•普拉特夫人）的安排下，在美国各州进行演讲。我曾在芝加哥“扶轮国际”对外政策协会讲演过，并于1948年在罗切斯特与明尼苏达大学签订了一项合同。我为《底特律报》作了二十年新闻记者。直到1949年，我是北美新闻协会的记者。

“我于1948年一回到中国，就首先去山丹，并在《华北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山丹的文章。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随后也到了那里。然后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直到1954年，我去安徽大学任教。我也努力编写了一本短语词典，1965年由商务出版社，以我和两个合作者的名字出版。

“我的两个女儿都工作了，一个在工厂，一个是会计。自文革以来，我的小女儿是上海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儿子是一名知识分子，但现在他自愿在一所工厂工作。弗洛伦斯作为一名教师已经退休，获取她原来薪金的百分之七十。但对于教授来说，根本谈不上退休，不过我们受到精心照顾，我们有真正的经济保证，我有一份薪金。”

(梁士纯的儿子画了一幅逗人喜爱的大熊猫的画，并把它送给了我。）

“你能够跟上美国的事态吗？”我问。

“在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前我仅得到一份《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现在还有一份《美国新闻》和《世界纪事》一一唯一的一本杂志，我同一位姑娘在省政府里翻译这本杂志。”

“你对文化革命有何看法？”

“我希望我们能有时间，以便我把关于文革的一切都告诉你。它使每个人都发生变化，也包括我。在南京曾有武斗，但军队没有介入。当军队受到煽动时摆出了另一付面孔，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江青对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当然，体力劳动也是美国的方式。我曾在美国一家农场干过两个月活——挤牛奶，运肥料，开拖拉机，以求得伙食和栖身之所。我也曾在底特律福特工厂干过两年。文化革命对中国人是一件好事，一件很好的事。”

“你在公社里呆过吗？”

“是的，我在公社里呆过六个月。我住在农民家里，在一个杲园里干活。我们三年前去的，所有的教师从11月5日去距南京二百里的地方同农民一起生活。我们有南京大学外语系自己的小卖部。我很喜欢它。基本的政策都是好的。农村地区起初根本没有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文化革命受影响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文化革命揭露了我们的弱点。我曾对我自己过高地评价。我同年轻的红卫兵融洽相处。我曾写过一首诗赞扬他们。红卫兵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在会议上，他们说，‘我们要你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说得好。”

“你对林彪事件有何看法？”

“直到林彪事件过去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对于那个时期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很好地控制着形势。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民族，能够幸免于任何灾难。中国现在比三十年前好得多。五十年以后，中国一定会更加美好。”

“你期待着在技术上有这样大的进展吗？”我问，“这一点使我惊奇。”

“中国已使它自身都感到惊奇。我们都为大的进展而自豪。”

“我一直意识到你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国家变革的试金石。”我说，“我相信你的判断是有价值的，因为你代表着辉煌的未来，代表着技术进步和民主，而且你是从过去被解放出来的。你是一名真正的清教徒，现在全中国都在趋向清教徒方式。”

“毛泽东现在是知识分子的解放者，他综合和概括了现代的正反的方式。”

梁士纯和弗洛伦斯•梁，是1949年前中国耶稣教徒和受美国影响人员的精英，两个人都是第二代耶稣教徒。（弗洛伦斯的父亲在福音教堂。）他们幸福地结为夫妻，都有职业。梁士纯告诉我们，他已于1953年停止去教堂。梁士纯是实干家类型的人，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在我们1934年，在燕京大学第一次见面以后的所有岁月里，他总是做我要求他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对我努力去做的几乎每件事都给予帮助，他以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意志去做每件事，他还不得不为此付出许多钱，例如伙食和小的支出。我是抽水机类型的人，而梁士纯却像是一台蒸汽机，使得事情顺利进展。他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央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中的一名左翼成员，是我们与现代民主团体的首席中国联络官。

弗罗伦斯是与毛泽东及他的第一位妻子同一个县（湘潭）的湖南人。

“我刚在湖南一带旅行过，”我说，“从历史上看，湖南是中国关键的省份。”

“真是这样，”梁士纯说，“193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告诉我，‘你们的文艺复兴将来自湖南，’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

“湖南人是坦诚、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比其他省的人更擅长文学写作，这也是一个传统，正如毛泽东真正精通写作和思考问题。这便是中国的老传统，”弗洛伦斯说。你不难看出，她对作为湖南人神秘性的一部分，多么感到自豪。

“江西是湖南的姊妹省，非常相似”，我以神奇的循环论证包括了梁士纯的话。“我一直更多地同东北人民和山东人民打成一片，因为在他们中间有那么多我的朋友，他们是那么诚实。”

当我们三人站在原来法国皮卡迪公寓高层的窗户旁，鸟瞰上海的屋顶时，我思绪万千。我们可以看到南京路上的梅德赫斯特公寓，在那里，埃德加和我，路易，梁士纯，约输•亚历山大及其他人，曾在该处辩论过关于创办工业合作社的想法，不过我已将此浓缩于我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工合运动是我在中国生涯的极点，并且也是除埃德加•斯诺之外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的生涯的极点，这一运动是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经济思想，到了1958年，全中国城乡都有工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

但是，工合运动仅仅是代表中间和左翼分子，为拯救中国而极度渴望，并在黑暗中探索通向实际纲领的最后一个步骤。中国的每一个进步人士都赞成工合运动，而反动派立即对此恐惧起来，并看到了他们的危险。但是，工合运动对于任何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已为时过晚，即使整个思想建立在反法西斯，与共产党人士合作的民主联合阵线的观点之上。工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分子和左翼以及英美之间发展的真正的联系纽带，不仅仅在抗日问题上是这样，而且在争取非帝国主义的前途方面，也是这样。这种联系纽带在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被华盛顿一小撮存心不良的人砍断了，从而破坏了美国本世纪好意的，基于争取中国独立的投资。到了1950年，这些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真的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战争彻底切断了一切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到来，迟迟地把政策从右边转向中心，情况才得以好转。

当我与梁士纯和弗洛伦斯握手告别时，我感觉到了自从我们是好朋友以来机会的可怕丧失和对整个毫无意义的敌对年代的忧思。

中国的新民主趋向是1934年以后开始的，在那一年，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法西斯系统，成功地摧毁了国民党城市中所有的共产党人，只有各处极少数孤立无援的个人例外。这一真空必须填补，在1935年一二·九反法西斯运动中，中间人士转向左翼，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这一运动打破了在中国的“白色恐怖”。一年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但以良好的行为保证而获释。一二•九运动是在燕京大学（我们都在该校）发起的，那些学生领袖去西安影响那里的东北军，而燕京的全体教员则在北京帮助兴办我们的《民主》杂志，作为反法西斯民主阵线的一个部分。这是政治结构，但是在日本人1937年开始占领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危险时刻，没有人提出一个可行的经济纲领。工业合作社正是答案，它们发展于同样的模式。作为这一趋向的一部分，那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组织起了合作社。我和埃德加及梁士纯从北京去上海，在那里我们结识了约翰·亚历山大和路易•艾黎这些朋友。在讨论发起工合的第一次会议上，约翰对重新创办《民主》杂志，比对其他任何事情几乎都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