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和1938年初混乱期间，中国的工业实际上处于静止状态。然而上海很快恢复过来，接着便是工业合作社迅速成长和内地缓慢的跃跃欲试的私人工业和政府工业。现在，一场戏剧性的竞赛正在自由中国和沿海之间进行着。在这新老势力的竞争中，上海代表着沿海地区。

现在，上海约有二千五百个工厂在生产，几乎所有工厂都处于受外国保护的国际租界区内。与此相反，除了近两千个工业合作社外，整个自由中国只有不到五百个现代化工厂和重工业工厂。1940年3月，有三十亿元闲置上海；而自由中国，除了政府办的军火工业,只有相当少的银行资本迁到内地外，工业投资只有几百万。

工业城上海和自由中国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一个控制资本和技术劳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族健康的经济更生，反对一直延续下来的财富和工业的病态集中问题，这种集中在上海依赖殖民式的外国保护。

战争，给中国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得中国内地工业化在一条平稳的、正规的道路上发展。它使上海也成为一个“新兴城市”，然而，却是一个建立在各种靠不住的基础上的城市。如果日本接管租界地，当地的中国工业就不会有前途。整个对外贸易长远的未来，在于通过内地工业的发展，开发群众购买力。如果随着印度支那和缅甸道路的封闭，接着日本人占领国际租界和香港，结果很可能爆炸似地解放出自由中国的劳动力。这时，中国人将背水一战——那就是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斗争的最好时候。中国人民不可能彻底投降，主要原因是，他们得为生存而斗争。

上海是一个大城市。目前它是日本势力对外国市场进行工业入侵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中心。对于其它竞争对手来说，幸运的是，欧洲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抵抗使日本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原料困难和海运不方便。如果日本能立刻得到几年的“和平”时期，她就会违约或不经希特勒同意，将大部分世界市场控制在她的手中。例如，只有由美国军队彻底军事占领南美，并进行海上封锁，才能把奴隶劳动的便宜产品拒之门外——所有落后地区的贫苦人民一直欢迎这些产品。一支两百万的上海产业工人大军，可顶未来日本帝国的两千个加强团。

1937年，百分之七十的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上海和无锡(上海郊区的一个工业区）。根据财政部长所说，当时在上海有5525个大工厂和16851个可看作“车间”的工厂，有六十多万工人。中国的主要工业是棉纺业。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状况：

1937年，中国有一百四十个棉纺厂，有近五百五十万纱锭，八十八个棉纺厂是中国经营的，资本约一亿四千五百万元，五个是英国的，资本是二千五百万元。日本经营了四十九个棉纱厂，资本四亿元，三十二个厂在上海，其中只有二十四个在1939年恢复生产。日本在战争期间损失纱锭七十万，包括上海两个工厂和青岛九个厂。日本在上海损失的纱锭是二十二万八千，还有四千台织机。在中国中部，中国损失了五十万纱锭和三千台织机，另外还有六十一万纱锭和五千三百台织机部分遭到损坏。1937至1938年期间，日本在上海掠夺了约二十七万五千个纱锭，并打算在1939年在上海安装九十万个纱锭。

到1939年4月，中国棉纱厂的所有权和地理位置大致如下：

      棉纺厂    纱锭         并线机     织机

日本接管的中国棉纺厂               47    1,498,098    107,618   16,366

日本自己在上海办的棉纺厂           24    1,114,318      ？      290,824

            14,554

中日合办（名义上中国办，51%的

利润给日本）                       5      42,328      7,980     1,500

一直在上海国际租界和内地城市

开办的中国棉纺厂                   15     437,562      34,898   2,610

战争行动以来在上海租界新开办

的新中国棉纺厂                     10      126,100               578

全部或部分机器迁入上海租界或

内地城市的中国棉纺厂               11      315,162     5,600    2,293

闲置在日占区包括上海郊区的

中国棉纺厂                         9      260,204     1，568    8,400

英国在上海注册的棉纺厂              5      278,350               3,265

总：                              126     4,072,120   157,664  340,390

到1939年4月，虽然从那时起，日本人又开办了几个厂，中国人也开办了几个，但只有以下几个工厂在生产：

      厂数     纱锭       并线机       织机

日本开办的掠夺来的纱厂           26    681,960      42,952     6,244

日本在上海的纱厂                 24   1,114,316               290,824

           14,554

中日合办纱厂                     5     42,382       7,890      1,500

中国在上海和内地开办的纱厂       36    828,824      41,076      4,903

英国在上海注册的纱厂             5     278,350                  3,265

总：                           96    2,945,832     92,008      321,290

除了大约十五个纱厂在内地外，所有这一百二十六个纱厂都在日本占领区或在上海国际租界。最少百分之八十五的生产中的纱锭在上海——无锡地区。

除了中日合办的纱厂外，虽然日本人只开办了掠夺的四十七个纱厂中的二十六个，其它十六个在修复中（539308个纱锭和8007台织机），而上海附近的五个纱厂被用作医院和军部。中日合办并不怎么成功。这五个纱厂中，三个在上海，一个在安徽芜湖，一个在河北唐山。

棉花生产支配着上海的经济生活，而且占当地外贸的三分之一强。它吸收了上海动力公司的一多半动力，雇用了十万个工人。约翰·阿勒斯说，它养活了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包括所有雇员及其亲属。“上海占中国四百八十万纱锭的二百六十万。上海的棉纱锭等于现在日本棉纱锭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等于美国全部纱锭的百分之十。作为一个城市棉花生产中心，上海列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英国的兰开郡和日本的大阪。……上海在产品式样新、花色好、价钱便宜方面，与大阪成为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上海产的棉短袜和长筒袜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的宠爱，最近甚至扩大销售到美国……

这种商业繁荣景象带来了中国货币的贬值，货币贬值使得商品出口更加容易，而上海的劳力变得便宜，在世界上，工人工资一直最低。（棉纺厂工人的工资一小时不到一美分，一星期工作七十个小时，没有星期日。）

上海工业的悲剧是，它对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上海实际上是一个外国城市。1940年，只有20%-30%的原棉是中国农民提供的，而且是来自日占区。1940年的前五个月期间，上海从美国、印度、埃及和非洲进口了价值两千四百万美元（101428吨）的棉花。

1940年1月至5月期间，上海出口的棉纱和布匹平均每月价值为二百万美元，三分之一是棉纱，三分之二是布匹。二分之—的布匹和百分之六十五的棉纱在大英帝国的亚洲地区销售掉。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和菲律宾是大英帝国以外最好的顾客。

上海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上海的商业产品只有五分之一的原料来自内地，五分之一的产品进入内地。中国1939年总进口中，价值为五亿三千九百万黄金关税单位（与1938年的三亿八千六百万相比），尽管从其他地方购进大量原棉并且在上海出现了纺织品竞争热潮，但日本帝国还是提供了总进口量的百分之三十四。美国提供了百分之十六。1939年，从国外进口的原棉价值为六千九百七十万黄金关税单位，而1938年，也是大量进口的一年，数字是五百五十万。

很难描述上海这个大城市反常的病理状态。物价升高到战前的四倍多，而实际劳动工资下降了一多半。在工业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引起了抢米暴乱和罢工。由于不能断定城市的形势，投资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寻求过高的短期利润，希望在危险到来时能立即撤退。比如，在1938年，中国上海的一个名叫宋森的棉纺厂，赚了九百万元的利润，史无前例。埃沃（音译）,一个大英帝国棉纺厂，赚了八百万元利润，与此同时，所有在租界区的棉纺厂都获得了一百万利润。自从1938年以来生产一包纱的纯利润，从五十元提高到一百五十元——尽管中国货币在国外买原棉时兑换率低。

这种情况怎么能同自由中国的处境相比呢？

根据以上各表，大约有九个中国棉纱厂在上海以外的地方,大概在自由中国，继续开办着约六个厂把他们的机器迁到自由中国。这些表格可能不太完全，因为据财政部报导，有八十个纺织厂迁入内地，虽然可能大部分是小厂，不被算在大厂之内，而且有一些是丝织厂和苎麻纺织厂等等。

给出这些数字时,没有把纺织厂的数字单独列出来。

与上海和日本占领区的一百个大棉纺厂相比，七十一个在日本人手里，自由中国可能有大约十二个大厂在开工生产，除了工业合作社之外，还有约三十六个小一点的工厂也在开工。工业合作社中约有六百个毛纺和棉纱合作社，另外还雇用了约三万五千个男女纺纱工和织布工，有五万多个纱锭和织布机。此外，家庭工业在复兴。

自由中国的工业是受保护的，然而，事实上，由于昂贵的运费，上海的棉货价格是重庆的三倍、四倍、五倍。

自由中国的大部分棉纺工业集中在四川。到1940年5月，重庆附近还有四个现代化纺纱厂，安装了三十万纱锭。其它纱厂在昆明、贵州、湖南和广西、但是在陕西，除了两、三个大一些的厂子外，几乎所有的纺纱厂都由于轰炸、缺少劳力、煤和运输而不能开工。

工合是第一个发起内地新工业运动的组织，于1938年秋开始。他们立竿见影的成功，起到了鼓励胆小的银行资本向内地迁移的作用，激发了起步极其缓慢的私人工业和政府工业。政府工业的大多数是由从汉口和其他占领区迁来的老厂组成的。

1939年4月，财政部报导，三百五十四个工厂迁入内地（其中私人工厂超过三百），情况如下：

                                     现在地址

到1939年4月，上述工厂中的一百七十个工厂重新开工，其中八十个在四川省。到1939年10月，有二百三十四个工厂开工生产。

财政部给私人工厂贷款四十五万元作为搬迁费，又贷给三十五万元购买一年的原材料。

搬到内地的私人机械和政府机械的总量是十三万吨。其中六万五千吨是政府的兵工厂和飞机组装厂，等等。到1940年1月，这十三万吨的一多半，据说已安装好，在使用中。

政府积极资助工业。比如，它贷款六百万在湖南建立的制锌厂；重庆的电厂和水泥厂；四川中部的造纸厂，广西的制糖厂和酿酒厂。

财政部正在大力发展重工业和采矿业，但遇到很大困难。自由中国每天钢的总产量是五十至六十吨。铁锭的年总产量是五万吨；这两项都能再大大增产。在较大的企业中，有一个炼油厂，在重庆附近，每天生产四百二十加仑汽油，每月生产一千加仑润滑油，四千英磅轮机油和润滑脂。每月它还生产十吨柴油。昆明附近最近开工的新工厂有：一个机床厂，一个炼钢厂和一个棉纺厂。云南的中央机器厂正在制造锅炉、燃气发动机、涡轮发电机、煤气发生炉等等。在广西和云南建立了四个电力设备厂，还有中央无线电制造厂。最近在其它省份开办了几个小型的机械修配车间和几个化工厂，还有四川的炼铜厂。

在贵州，有七个大工厂，还有一个金工车间，化工厂，几个棉纺厂，造纸厂和木材厂，火柴厂，陶器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制革厂。

四川的煤炭生产从1938年的一百万吨增加到1939年的一百六十万吨，新的铁、锌、铜、煤及其他矿藏正在开发中。国家资源委员会与私人企业协办开发了十三个煤矿。

对自由中国的工厂总数和投资资本还没有进行调查，但是估计不超过五百个工厂，资本不超过二亿元，这不包括工业合作社和政府的军需工厂。比如，国家资源委员会，在1939年4月的报告中说，1936年以来，它给内地的主要工业投资了四千万元。其中一千九百五十五万八千元给了十三家工业企业，一千—百四十七万五千元给了二十一家采矿企业，四百六十万八千元给了十一家电力公司。政府的补助和冒险精神在目前比私人企业灵活得多。

工合在自由中国是如何适应工业形势的？他们最重要的办法不是只办棉纺工业，而是打下多种工业的广泛的基础。他们很快将有四千万元资本，1940年7月底，总产值大约是五千五百万元；那时，月生产估计近九百万。在五月底，他们的一千八百个合作社雇用了六万四千多个工人，而据艾黎说，七月底已经增加到近二千个合作社。除了大厂纺的棉纱外（其中一些被工合购买），中国工合的生产，在自由中国轻工业成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工合接受了一百九十万条军毯的订货，这是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不是由于工合受宠爱才得到订货的。三万个工业合作社能使自由中国的工业总生产值增加百分之几百。

根据政府统计，1939年间，搬到内地的全部工厂的生产额，总计二亿五千万元。这里包括四十个机械厂，棉纺厂，面粉厂，罐头食品厂，钢厂等等。挽救的设备价值估计有四亿五千万元，包括政府的兵工厂和军需厂。其中年单单属于政府的工厂的年产量是八百万元，不包括军队企业。

从这些数字来看，中国工合的月生产量比那些属于政府的工厂的年生产量还多。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工合似乎是政府主要的工业基础。中国工合有十个金工车间，这是与自由中国所有其它地方不到五十个车间比较而言。1938年9月，中国工合开始小量生产的两年内，与上面提到的一年的生产量二亿五千万元相比，它将可以生产出价值七千三百万元的货物。现在，中国工合能够用不到一千万的投资贷款，用一年的时间，创造出的产值超过一亿元。当这全部四千万投入使用时，以目前比率百分之百翻番计算，年产值应该是四亿八千万元。这个比率可能下降，然而，流通资金的可靠源泉，这是中国工合过去没有的，将极大的改进供应，技术效率和生产应变能力。

卢广绵说过，在目前情况下，给中国工合投资一元，就值给私人工业投资一百元。中国工合有优越的生产方式。在农业、供应和市场方面，它建立了自已的辅助基地，通过合作的方法降低成本，这预兆工合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

比较一下最近的农业投资。中国各银行在1939年底给农民的信用贷款约为一亿元，除了农业信用部的农业生产贷款，在五百六十五万元的贷款中，只有1884359元在1939年底被发放到八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