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设想，把未来的复员军人转入工合安排工作，并由此把国家从现存的盗匪活动，内战和激烈的生存斗争中解救出来，这只能说是一种有趣的，但毫无结果的想法。同时，工合实际上正在提供一项解决伤残士兵问题的办法，它的一部分最热情的支持者，就是几百名身经内战和民族战争的十年的老兵。两千多名伤残士兵现在是工合的成员。

1938年11月，艾黎在江西碰巧遇见来自上海伤残军人医院他的一些门徒,于是这项工作就在江西开始。到了劳里•辛克莱1939年8月访问东南总部时，工合已有47个“伤残军人”合作社，有828名成员，部分是士兵，部分是平民。这些合作社占了正在开业的总计132个合作社的约三分之一，有资金46840元。辛克莱对这项试验感到非常兴奋，十分热心。最令人惊异的事实是，这些伤残的合作社社员被当地乡村姑娘看作十分合适的配偶，在夏初，已有二百桩婚姻履行了手续，每对花费仅2元。这是何等的一次成功，还有二百人已做好准备走出这决定命运的一步。这是该项工作成功的绝好的证明，因为中国姑娘(及家庭的媒人)是一批精明的人，并经常设法同邻近从商业的观点来看最好的男子结婚。这种幸运和公民的尊严，同流浪于乡村，沦为乞丐和被遗弃的伤残军人通常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人是多么地丢脸和不幸，他们通常拒绝返回家乡，只好作一个流落异乡的遭人辱骂的乞丐，一直到疾病和死亡降临于他们，这就是中国所有没有谋生手段的人的命运。中国的儒家有一种观点，要使伤残军人死在家里及其附近。这种迷信思想来自后代虔敬的思想，认为人的躯体属于其人的祖先，必须以完整的状态归还于坟墓中——也许早先是一种避免无依无靠亲戚忧虑的巧妙办法。

一位接受英国教育的公谊会教徒，波恩，最喜爱的想法是，对伤员进行职业培训，他起初曾努力在上海的伤残军人医院开始做这件事。这些士兵，大多数眼瞎，或缺腿少臂，被转移到江西。当艾黎碰到他们时，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之中，已作出了实施自杀的契约。他们说，他们不愿后退一步，将等待日本人送他们去极乐世界。工合的思想赢得了他们炽热的心，士兵们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便开始工作。波恩不顾他年事已高，来到内地，现在正在主动地视察这些合作社和在福建的另一个中心—前线第三补给站，在这里，他的上海工作人员中，有五个人已前来相助。

作者曾同艾黎一起走遍了这家上海医院，士兵们仍处在恢复期。这真是一幅令人怜悯的景象，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到，他们将在某一天自己创办工业。艾黎对这些人作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他们的大多数来自著名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在来上海之前，曾在江西打了多年的内战。他们来自许多省份。在中国，这样年老的退伍军人通常被特别地看成“兵痞”，他们在合作社经营中，表现如此先进的事实，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迹象。他们返回江西这块同红军作战的地方，并同可能已被他们杀害的那些人的妹妹结婚，一定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情感。

江西第二补给站，伤残军人中心是一项在退伍军人和国民大众之间，建立合作的有趣的试验，这样，可以真正地使退伍军人恢复为平民生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观点，已证明是成功的。第二补给站的828名成员包括38%的士兵，43%当地的失业工人,16%的难民，其余为当地妇女。补给站由曾在河北的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任过职的赵东声，和在该地区领导伤残军人医院的陈玉广上校经营管理。当地县行政机关协助他们工作。

这些合作社中最有趣的一个是印刷厂，它既生产彩色印刷品，也生产平版印刷品。大的铜螺旋印刷机是从江西苏区继承来的。红军曾使用它印制他们的钞票，长征开始时，曾将它埋掉。然而，一些农民把它挖了出来，以37元卖给了伤员。这个厂的广告已传遍全省。其中一条广告是由伤残军人制造的“伤员牌”香烟广告。烟盒上印有一个士兵拄着拐杖的照片。

第二补给站对它的纺纱、织布和缝纫合作社非常自豪。在二十个小时里，他们完成了用于军人医院和合作社宿舍的2000套床上用品的首批紧急定货。这个补给站以推销工作而闻名，这个地区的每个村庄都贴着它的宣传标语。标准的标语写道“来吧！正在战区流浪的工人们，失业的工人们和伤残的士兵们。来吧！你们有技术，但却无人雇用你们。让我们把财富从我们的土地里挖出来——它的黄金，铁和煤。让我们用这种财富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为我们自己建立起新的生活。”

曾在内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臂的陈玉广上校，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广州人，并且是黄埔军校的一名毕业生。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劳里•辛克莱,并告诉他合作社的几个故事。其中之一涉及到鞣革合作社的领导许长发，他曾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北方的下士，“然而他对他的合作社的全心全意的兴趣，已经使得他能够和气地对待他的同伴。这位像牛一样壮实的小伙子有一张孩子般的圆脸，只是当他思考他的合作社中的问题时，那种为难的聪明的表情才透过那张脸庞显露出来。”

当许下士想建立鞣革合作社时,他发现，兽皮只能从一个很远的城市里得到，但是，他独自一人就去了。在返回的半路上，他给上校打电话说，“上校，请派一些人来帮助我，我的肩上已经没有一点儿好皮肤。”这位下士并不习惯于做这样的爱国的苦力活。这个皮革厂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作者就有一个上等的黑皮公文皮包，这是由劳里•辛克莱从许的伤员车间带回来的。

这位优秀的下士对难以应付的场合，也有更加巧妙的主意。他接受委托进行另一次旅行，去采购牛肉和油脂。如何在过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把它们带回来？许沉思良久，然后在深夜把他的大行李包带上公共汽车，砰地扔在车的正中间。黎明时，他匆忙返回他自己的座位，在途中碰到他自己的货物时，故意愤怒地对司机大喊大叫。司机以为这行李包一定是某一个傲慢的官员的，不敢去搬动。

许一直抱怨到汽车到达他的目的地，这时，他笑嘻嘻地扛起行李包，走下车去。

士兵的军事训练日程是，5:30吹点名号，接着是健身操。合作社的工作是从上午7:00到下午4:30晚上，还办有扫盲、技术课程、商业、地理和当前大事方面的义务班。他们每天吃两次饭，晚上9:30熄灯。士兵们对课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大多数之所以跑出来参军，就是因为太穷，在家里，既不能去上学，也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

虽然在第二补给站附近的3000名伤残军人中，仅有约300人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补给站计划至少创建100个合作社，每个平均资金为200元。这一地区需要的总资金为40万元。另一个士兵的中心在浙江南部的补给站。

如果可以得到资金和技术员，沿这条线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工作。据说士兵可怜巴巴地渴望参加这项工作。1939年春，中国工合估计，有1000名伤残军人在做合同制工作(主要生产军用毛毯)，但仅有400名正式的合作社社员。1939年春，伤员公谊会教友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这是由一位中国工合人士发起的，合作社正在以它们最大的能力支持这场运动。工合能够为这些士兵以便宜的价格提供衣服和食品，以及工作。一个合作社生产质量良好的罐装牛奶和牛肉，它把这些食品以每听2元的价格主动卖给伤员。其他的中国造罐装牛奶在当地为每听3.60元，而进口牌的每听卖6元。

西南总部同罗伯特·利姆博士合作，正在贵阳建立士兵合作社。任珠敏小姐给作者送来一封信，信中说，“你知道在×地有35000名伤残军人，不是眼瞎，就是脚跛，并且他们中的一半人没有冬季军服，大衣或者甚至棉被吗？你有时可以看见他们走在街道上，用破旧军服片或麻袋片裹着他们身上赤裸的部分，以使他们保持温暖。当局仅仅能够担负得起给每人12元购置冬服的津贴,但这里的价格在飞涨，至少需花25元才能做一件棉大衣，一套棉军服的费用甚至更高。”

西北总部于1939年11月开始进行伤残军人的工作：

“在一座黄土山坡的半腰里，有一座被黄土山坡环抱的古老的寺庙，这里住着三百名士兵，思想空虚，双手无事可干。中国工合给了他们一百五十台纺机，并派人去教他们如何工作。每班十六个人有七台纺机，其他人也帮助准备羊毛，整理纺好的毛纱，照管储存、运输和帐目。每纺一斤羊毛，工合付给三角钱。工人得到其中的二角一分钱，管理人员和会计五分钱，四分钱放入公共基金，为正在前线战斗的士兵购买物品。从十一月中旬到第二年三月底，这群士兵已经为工合，为即将得到毛毯的他们的士兵伙伴，一共纺了16,000多斤羊毛。他们已经赚到了4,800元，其中760元已经捐献给了在前线的他们的士兵伙伴。现在，在完成去年冬季的毛毯生产和准备来年生产间歇的当儿，他们把他们的双手转向其他物品，例如，用钩针编织的针线筐和其他有用的零碎物品。一个人教另一个人，大家都渴望学习并成为生产者。

“现在，当士兵工作时,从下面一所工合小学传来的小孩玩耍和唱歌的声音，总在他们周围回荡。从小学再往山下走，就是两个伤残军人合作社。

“这些士兵小组，同在学校房舍里的纺纱工和妇女缝纫合作社的社员，以及参加一所技术培训学校的一群难民姑娘，正在团结一致，把他们所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变得尽可能美丽。自然环境也帮了他们的忙。具有历史意义的渭河，在一条宽阔的沙质的河谷下方，闪烁着光芒，渭河对岸，秦岭山脉成锯齿状的山峰高耸入云。寺庙周围一直到山上的松树使得寺庙凉爽、翠绿。下面合作社团体中的士兵，已从一条凉爽的深谷的两边为他们自己挖了窑洞，在他们院子的尽头，有一个小花园，还有用白鹅卵石装饰峭壁。

“学校中的孩子们是新树木的兴高采烈的占有人，他们已把树木栽进学校房舍周围的地里。农民、难民、伤员和中国工合妇女，都参加了一条新路的建筑工作，从这条新路，就可以接近正如他们希望称呼的那座新的“花园城市”。

“在山脚下的两个伤残军人合作社分别从事鞣革和制鞋。每一个都有3,000元资金。鞣革厂有二十名社员，制鞋合作社有四十人。都已付了3.70元的股份，预订的股份金额为10元。鞣革厂于3月23日开始工作，现在(4月初)就能够每天生产出八张皮，这些皮中的大部分用作制鞋合作社的原材料。两个难民已被领来，培训士兵做鞣革过程中需要更多技术的那一部分工作。几个鞋匠在战争爆发前，曾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距古老的斗鸡台不远的地方，是最新加入中国工合的西北伤残军人合作社。它有15名社员，其中四名原来是军官，其余十一名是普通士兵。支付的股份资金共计达100元，从中国工合的贷款资金为5,000元。合作社于今年2月1日开始工作，产品有中式信纸，铜脸盆，和图章或印章。每天最大产量为6箱肥皂(每箱100条)，每箱价值为36元；一打铜脸盆，上面刻有中国工合的符号和‘胜利合作社出品’字样，每个值2.90元；约20个印章，每个值1.00元；还有少量的信纸。宝鸡合作社联合会的供销百货商店，先按‘胜利合作社’交出的这些产品价格的60%给他们付款，其余40%在货物售出后交付。迄今，产量一直大大低于最髙产量，这是由于不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造成的，在生产的前两个月里，总共已售出价值3,000元的货物。

“这一伤残军人合作社中，有一人是于1937年7月8日受伤的！他在吉星文领导的著名的第三十七师里是一名班长，在战争爆发的时刻，该师正保卫着卢沟桥。他本人被步枪子弹打中，身上七处受伤,才被迫放弃他的阵地，他说，他们的师长吉星文受伤甚至更加厉害。他沿着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慢慢前行,在沿途的许多医院停下来休息，一直到达在铁路尽头的宝鸡。

“有一位名叫安平阳的人，原来是一名下级军官，曾最强烈呼吁建立这一伤残军人合作社。安平阳有一个发明创造才能的头脑，这可以从合作社简单设备中的小巧玲珑的器材，得到明显的证明。不活跃的气氛激怒了安，他决心创造条件，克服这种现象。他搞到一本关于肥皂制造的书，一些工业方面简单的书。当地的原材料不同于书上所提及的那些东西。但安着手工作，把书本上的原则同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生产铜产品和肥皂，正如今天合作社生产这些东西一样。他进行了六个月试验，花完了他自己的年薪，还未成功。然后，他从一位高级军官那里得到一小笔贷款，把他的几位朋友聚拢在他身边，又开始工作。后来，当资金耗尽，并且从那位军官朋友那里又得不到任何资金时，他听人说过中国工合，中国工合作出了给他资金的承诺，并使他在更大的规模上工作。

“现在他们是合作社社员。来自宝鸡办事处的一位组织者正给他们讲授现代的清结帐目的办法，合作社联合会的供销百货商店为他们做供销工作，一名技术员已帮助他们改进产品。六个月时期结束时，他们将按中国工合章程允许给社员的利润部分，在他们中公平地进行分配，并留出帮助前线战士的资金。

“光板的湿肥皂块滑进图案压印机里(压印扣的板是工合自己用黄铜刻成的)，出来的便是一条条成形的‘胜利肥皂’，在这—铭文的下面印着一个整齐的工合三角符号。参观者想到，正在谈论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战胜她的侵略者的胜利，而且是完整的思想战胜破碎的身躯的胜利，是人类的努力战胜非人类的破坏的胜利。”

毫无疑问，保持军队士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给伤员提供工作。如果你知道，你以后会有光明的前途，你就会在战场上勇敢地战斗。人们已发现，伤残军人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工业工作，从铁业和印刷业一直到制造肥皂，鞋，纸，染料,烧石灰，纺纱，织布，淘金，以及烟草加工的各种工作。

中国工合为提高军队士气，正在做出另一种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为士兵的妻子和家庭成员提供生计。工合在江西东南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心，有六个合作社，53名社员，以920元的贷款正在生产凉鞋和服装。其余四十人正在组织另外五个合作社。其他总部也有类似的中心。

工合的女工也加入这一全国范围的运动，她们给前线的战士写下不少鼓励信。西南妇女培训班的荆世华写的一封信，最具有代表性，信中写道：

“勇敢的战士们：

“值此酷热的天气，你们像猛虎一样同日本恶魔战斗。在他们的枪炮和飞机的威胁下，你们日夜不辞辛劳。

“你们是如此勇敢，使得我们都羡慕你们。为了民族的自由，你们不得不忍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和危险。

“你们是如此热情，我们应该买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送到前线慰问你们。但我们是难民,没有钱，因此我们只好以写信的方式，向你们表示慰问。愿你们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