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工业合作社运动所作的批评之一是，它主要在后方从事商业生产，对提供战争必需品的工作，和帮助前线士兵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相反的批评也强烈地提出来，认为它正在把过多的力量投入到制造毛毯、医用棉纱和其他军需品。这样的一位批评家曾估计，在西北总部中，50%的合作社正在从事军需品生产，这是一个毛毯中心。

运动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合作社将其过多的精力转到战争必需品的制造方面，当这种要求中止时,合作社就将无法有一个平衡的持久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样，合作社也不会有一个足够宽广的、省际间的成批生产和销售系统，以准备迎击便宜日本货的威胁。不论谁赢得这场战争，和平到来时，便宜的日货将会在这个国家泛滥。当然，假如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和技术领导，这场运动就能够满足这两种紧急情况，并且不会只为战时工业，就耗尽其微小的力量。对这一问题有许多争论,大量的是不必要的争论。战时定货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毫无疑问，战时定货表现了工合方面的一种爱国牺牲，并使得它们代表了工合所工作中，遇到了比任何其他阶段都要多的麻烦和忧虑。然而，当士兵们冻得要死，难民们饿得要死，并且由于以当地制造费用许多倍的价格进口必需品，使外汇即将耗尽，而棉花和羊毛却正在出售给日本的时候，对这项工作表示怀疑，看来是渺小的和书生气十足的。即使在战时定货基础上装配起来的所有设备，以后不得不抛弃的话，只要以合作社的意义教育军队和遣散的工人，这些设备到时还必定有其用途。合作工业的任何发展，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都是一种收获，并且战时定货为这样的发展和培训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这项工作的额外资金来自军事部，意味着有那么多的额外生产任务。军队的支持也意味着，在原材料供应和运输的便利条件方面获得了新的保护、支持和援助。事实上，认为军队的定货将不会继续下去，只是和平主义的痴心妄想。中国经常保持二百万部队的常规军，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大规模的复员会成为可能。

工合已经对民间的士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助于降低商品价格和制服投机活动，并通过购买农产品使农业持续发展。它有助于消除从日本买东西和向日本出售东西的那种必然性。它使市场复苏，使全国经济稳定。这场运动已取得的成就，是对所有爱国分子的一种鼓励，给予了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人民和他们抵抗力量的新的希望。

假如一种真正的军事工业建立了起来，工合一定会对军队士兵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如果前线生产得到大规模发展，部队就会看到、感觉到工合的存在。每一个已有幸得到工合羊毛毯的士兵,一定会把这上面小三角符号，当作一种好运的护符。事实上，正是仅仅由于愚蠢的想法，爱国军队将领才一直没有看到工合军事工业的潜在力，并促使其飞速地发展。

工合为战斗部队已经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军用毛毯的制造。四十万条现在已在表示感激的士兵手中，并且另外一百五十万条的定货正在供应之中。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是艾黎的主意，是他的许多贡献中的一件。在世界大战中，他学会了同情士兵的难以忍受的命运。在为工合所做的视察访问中，他吃惊地看到成百上千的轻伤员冻死在路旁，其他的正死于疟疾、痢疾和肺炎，他们仅仅裹着从印度进口的质量差的薄棉毯。经常听人说，更多的中国伤员死于缺乏一般的护理，而不是他们的伤势。正当中国勇敢的青年仅穿着棉衣和布鞋，冒着冬季严寒的时候，日本部队却穿着用中国羊毛做的羊毛大衣，盖着用中国羊毛做的毛毯，感到舒适温暖,更不用说羊毛皮帽和皮鞋，也是用中国的羊皮做的。

艾黎提议制作一百万条军用羊毛毯，这将会同时满足西北羊毛收成的需要，并免除把羊毛远道运往日本工厂的悲剧。那是1937年2月的事，一月一月地过去了，军事部仍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继续从国外购买棉毯，而他们自己的棉农却面临破产，或把棉花出售给敌人，同时，难民们由于缺乏工作而正在挨饿。一直到了8月，定单才终于发出，甚至那时，预付款还迟迟未到，造成了进一步延误。军队已答应给予300万元预付款。中国工合在隆冬之时才实际得到40万元，并让弗兰克•莱姆负责这项工程。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件事能办成。但是，工合必要证明一下它自己的力量。设备不得不由金工车间制造和安装。以前从来没有摸过羊毛的纺织工人和织布工人不得不进行培训，农村妇女不得不在她们自己的家里动员起来，也只好实行临时计件工作制，因为不可能得到额外的资金，把工人组织成永久性合作社。然而，工合仅仅比预定时间迟了几个星期就交付了400000条毛毯,平均每条的费用约为10元(不足1美元），还包括机器设备的费用。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这在中国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举例来说，几乎所有的粗纺毛纱都只好用手工纺成。

在当时，羊毛收购是以垄断的形式进行的，已经答应提供原材料的组织突然于10月停止供应。因此,工合的织机在四川闲置了五十天，与此同时，工合总部派出了他们自已的人去牧场购买，顺便在遥远西部，同西藏人、穆斯林和其他人签订新的合同。由于投机商人(或许也是为了拟议中的毛毯订货）的干扰，市场价格飞速上涨。同时，某些反动集团中反对工合的那些人，正在利用他们惯用的占着毛坑不拉屎的伎俩，阻止这场运动获得实力，并阻止它同军队签订任何合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非常恐惧这小小的工合三角商标。也许他们认为40万受冻的士兵的心会被工合俘去。

当新的150万条毛毯定货的时间到来之时，惊人的犹豫和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定货几乎要送往国外，尽管以黄金作储备的兑换率为二十几比一。

这项工程髙效率的管理，归功于刘易斯•斯迈思博士和他在成都的助手,查尔斯•里格斯，及兰州的泰勒。作为工合非正式的技术顾问，他们节约了时间。斯迈思博士前往上海制作脚踏纺纱机样机，同老式的美国纺织机一模一样，并使它适合于这项工作。在成都建起了一个工合金工车间，它使改进型样机更加合理化，并开始成批生产，每天生产50到100台机器，每台费用为6元(后来降到5.65元）。其他地方的费用为10元。两台样机被送到西北，准备在他们的金工车间进行复制，五十台被送往四川边远的一个补给站。艾黎在去松潘安排羊毛供应事宜的旅途上，带了一台纺纱机，和一个经过培训，会使用该机的孤儿去松潘，发动藏族部落的人进行毛纺生产。

斯迈思博士负责四川西部的工作，并承担40万条定货中15万条的生产任务。为此,7500台纺织机和750台手工织机必须生产出来。用于纺纱机锭壳的铝，来自被毁的日本轰炸机。在一个人可以教另外十个人的条件下，农村妇女正在接受纺纱机使用的培训。

后来，还计划提供英国制造的最好的小型梳毛和纺纱设备，以便于工合的工作最大程度地提髙以迎接未来的竞争。

这一“毛毯”定货，从该术语的两个方面意义上来说，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合作社发展的一般过程。它已经使得有必要计件原则，紧急雇用和培训成千上万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包括家庭工人，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大可能吸收进合作社之中。这是中国工业和生产的一个很大的收益，不过，对在工合本身来说,这种收益是无偿的。然而，如果这一运动得到足够的资金，它就能够把这些临时工人和比此多几倍的其他人组织起来，用更多的机器进行小地毯制作和其他形式的羊毛纺织。

除了医疗必需品和毛毯之外，工合也已以很大决心从事军服制作业。1938年底，西北总部所接收的首批外界定单，是5万件棉军大衣和价值50万元的士兵服装，这两项定货在六周内交货，另外，还有10万条麻袋的定货。

1939年初，中国工合准备动员30万纺纱工和织布工制作几百万套军服，但是定货仅仅是分散到来，因而，就无法像生产毛毯那样，组织起大规模的生产。那时，还缺少二百多万匹制作军服的棉布，也没有其他组织准备提供这批布，而进口又意味着进一步消耗大量外汇。

1939年冬，中国工合接受了一项12万件棉大衣的定货，价值120万元。在这批定货中，4万件在西北总部制作,5万件在西南总部制作,2万件在四川一西康总部制作，1万件在东南制作。

一封来自四川——西康办事处的领导，卡尔•李，于11月写信说，“此刻，我们正在为衣服制作而忙于生产棉布。六千匹棉布，我们已经交付了每匹110尺长,并且还刚刚签订了一项新的合同。我们同意在不定期的时期内，每月交付两千至一万匹棉布。六千匹绷带布现在正在生产中，我们也还忙于生产我们承担的那一份中国工合毛毯。”

西安是西北地区军队供应的中心。1940度1月，西安的合作社交付了35000件棉大衣，4月，交付了一项30万件夏服（帽子，裹腿和三件一套的西服）定单中的6万件。1940年3月，《西北工合报》曾报道：

“西安有成百上千座古庙，其中一座古庙的房舍是一群妇女的小天地，这里每天生产200套军服。这些妇女都是难民，大部分来自满洲。他们的丈夫或者在前线，或者在战斗中牺牲。她们合作起来进行生产活动，这将使她们的思想免于忧伤,并使她们的孩子免于挨饿。3000元的贷款中，迄今为止，（从1939年4月开始工作以来）已归还了300元。合作社赚利甚微，但也不赔钱；妇女自己吃着最简单的伙食，每月费用不足九元，以便能够养家糊口…”

“……西安已即将完成她的18000条军毯生产任务。

“宝鸡的十七个合作社，有五、六百名工人目前正在从事织造军用棉布工作，准备将棉布制作军服，每天生产棉布1600码。把这些纺织合作社集中起来，为军队生产棉布，其原因是，必需用作布的经线的机器线无法通过普通的商业手段得到。机器线的现有存货单独保留给部队使用，并由军队交给合作社，军队还给了额外的补助费，以求购买纬线和保证工作质量。

“迄今为止，军队已同意以这一方式同合作社做六个月买卖，在此期间，必须生产并交付288000码棉布。在六个月底时，将进行新的谈判以续订合同。同时，一部分棉布将由军方送往不同的合作社，制作军服或其他物品。宝鸡的一个妇女合作社最近接受了一项定货，要求生产10万个行李袋，每个0.033元(工钱)。

“宝鸡的三个中国工合军用毛毯生产单位正好已经完成了40000条毛毯中他们的定额。376人和50台织机曾投入这项工作，每天的最大生产量为1000条。对于这些毛毯，军队给予每条10到11元的补助，此外还分期付给合作社一些费用。”

二月份，西安附近的两个城镇每天生产出2,600条军毯，而兰州每天正在生产1200条。(西北还生产了最初40万条定货中的25万条。)

在所有地区，还用涂有防水桐油的麻，制作其他军需品：用于火车和卡车的防水帆布，帆布背包，机关枪外套，护腿，行军床，邮袋，雨衣。当然，普通日用品也按定贷提供给部队，例如，鞋，长袜，凉鞋，雨伞,手电筒，皮带，子弹袋，手枪皮套，肥皂，饼干，罐头食品和香烟。许多伤残士兵从事为军队制造香烟的工作。工合还生产用于军队运输的船。二轮运货马车和支架浮桥的平底船。东南总部有两个工厂生产军用钢盔，并生产出成千上万条军用皮带。

目前，还未得到军需品方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作者请求西北总部写一份报告，并收到了一份关于1939年间，军队向宝鸡地区联合会供销百货商店定购军需品的财务报告书： 

物  品         数目及单位             单价:元

羊毛毯          50000条                 8.00

棉大衣          36000件                14.00

短上衣          5000件                  2.10

军  服          2500套                 10.00

布  鞋          10000双                 1.70

短袜和长袜      5000打、双               6.00

毛  巾          4800打                  6.00

绷  带          7000磅                  5.00

药  棉          35000磅                 1.20

平  布          5000匹40码×34英寸      55.00

粗帆布          30000码2英尺7英寸宽      2.00

帆布制品        2500件                  1.50

爆大米花        6400袋，每袋约5盎司      0.30

饼  干          6000斤                  0.70

肥  皂          5000箱                 26.00

纸              1500包，100张21＂x31＂ 10.00

墨水            1000瓶                  0.40

到目前为止，工合还未进入军火领域。然而,金工车间和化工厂正在创造这种条件，如果政府希望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从事军火生产。在工合的工厂里，已有许多熟练的军工厂的工人。为了表明在这一领域的能力，西北的合作金工车间已经生产出一支冲锋枪,一支毛瑟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和一支普通步枪。到1939年底，工合接受的唯一的军火定货，来自在西北的中央军当地的一个师。这项需要7万枚手榴弹的定货很容易地在一月之内就供应部队。

中国用于购买武器的大量的钱，已花在进口上，从10到24比1的兑换率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并且运输费用很高。中国能够制造除炸弹以外，她需要的所有军火，无论如何，炮兵防御也没有多大希望。政府的兵工厂现在被迫生产她的大部分军火和小型武器，但其数量根本不足以供应在战场上的所有战斗部队。（不能得到好的钢材制造步枪枪管，但这些枪管已进口，当地备有存货，或从破损的枪上取下枪管并加以修复。）当然，中央军获得首先挑选的机会，其他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在设法获得任何一种武器和军火方面，都遇到难以估量的困难。然而，他们却处在最重要的战略位置，靠近日本部队,在那些地方，小武器能够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在中国北方，游击队从未得到用于爆破工程的高效炸药，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破坏敌人运输线的特殊工作。

即使给部队供应日常必需品，军火除外，也需要一个巨大的工业，不过，政府从合作社购买物品所节约的钱将会是非常大的数目，除非消除私人军火投机商。例如，根据拉波伍德的报导，“中国工合能够提供穿的衣服，皮货，毛毯，帆布设备，浓缩食品。每个士兵每年可能会需要价值300元的东西，有消息说，中国有二百万至五百万士兵。按以上标准，每二百万部队这样的定货，就将是每年约6亿元。中国工合需要约6000万元的资金就能够生产所需要的定货，因为它的月产量通常相当于投资的总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