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合作运动，已使陕西一些村庄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革命化。它领导着总部所在地大城镇的潮流。这一地方的行政长官是一位中国工合成员。工合在国家法定假日里召开群众大会,兴办自己的学校和教育团体,建立自己的运输和配电系统，成立自己的销售和信贷组织，保持自己的医疗服务等等。到处充满着一种自豪和成功的气氛。着手进行的首批事情之一，就是创建当地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博物馆，工合已完成的产品也随之展出。现在每个地区都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合作社社员俱乐部经营了一个招待所，旅行的合作社工人和参观者可以在这里就宿。

这一地区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样板地区。它使人想起了许多代社会工作者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傅立叶、欧文、教友派教徒、英国清教徒，及那些曾冒险去美洲大陆，建立他们新社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社会改革示范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在这一地区，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平等享受大家的劳动果实。“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是工合的口号。正如新斯科舍(加拿大一个省）是当今北美合作社的参观地一样，陕西正在成为关心社会的旅游者的试验中心。

在和平时期，工合要打破这种阻挠转变的反对力量，总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战争的出现，为人们接受工合铺平了道路。西北已经历了本地政治领域里所有时期中最安乐的时期。当总部首次建立起来时，当地行政官员曾阻碍它的前进。然而，工合赢得了这场胜利，并且能够确保对它自己的一个人，王凤瑞先生的指派。他搞改革的故事现在已闻名整个西北。但这并不是大多数合作中心的规律。地方行政官是中国国内基本的统治力量，由豪绅们控制。他通常是社会结构中最反动最落后的个体。就本质而论，他总是反对那些可能搅乱古老的、半封建秩序的新事物，从来不问这种事物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如果他能够从哪一个企业榨出油水，这个企业就可以允许存在。此外，他通常仅仅是当地豪绅的工具，用来收税并维持治安——这通常意味着压制可能增长起来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趋势。

合作社组织是民主的。一个人只允许投一张票。一个合作社至少要有七个成员。平均有十五到三十个，最大的有八十个成员。作为合作社官方代表的主席及理事委员会，都由其成员选举产生。不允许任何成员购买总股份数20%以上的股份。收入之钱支付股份红利，借款利息，社员工资和管理人员的薪金。付清这些款项之后，还必须提取应付紧急情况的储备资金，以及发展基金。任何盈余额都作为偿债基金。

经营者委员会，包括路易•艾黎、泰勒、刘易斯•斯迈思、保罗•徐，及其他人，同来自国际联盟的合作社专家坎姆贝尔一起合作制定的章程规定，每份股份的价值为两元，其中，至少五角钱将按照选举情况付给，剩余部分将由理事会决定（通常从工资付给）。负债通常确定为股份资本的二十倍，但是，这具有灵活性，可依具体情况而定。成员的资格审定是宽大的，最初仅仅取决于谋生能力，诚实，品格好，没有坏习惯，像抽鸦片，使用麻醉药，赌博等。一个成员只能属于一个已经注册的合作社。一个成员可以在财政年度末退出，但他只能收到他的股份所占的很小数额价值。对于有害于合作社利益、表现不好的成员的开除，要在大会上由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工资额按照不同种类工作由大会决定。

每个合作社的成员定期举行会议，由社员代表组织，教唱民族救亡歌曲，然后听讲演，紧接着讨论本地的问题。每个星期三晚上，合作社内部会议在领导办公室举行。在这里，领导们谈论问题，唱歌，有时还唱戏娱乐。社会促进委员会建立了起来，包括了当地新闻记者、银行家、官员、学生和其他团体的成员。通过这一方式，良好的关系得到了保持，城镇人民受到了这一运动现实意义的教育。

教育工作刻不容缓，但政府对此项工作拿不出钱。卢广绵不得不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合作社管理的第一个班提供资金。后来，还为此项工作寻求到了特别资金。关于棉花、羊毛和麻的纺织技术培训班，也开始举办，主要是妇女。在第一年年底时，西北总部已有一千多人接受了这种短训课程。还为合作社的组织者举办了两期学习班，每一期两个月。为了扩大和促进工作，并为返回战区的人员进行培训，卢计划办两类学校。一类是为技术顾问办的，每个班持续六个月。他估计，一百五十人的总费用将是每学期26500元。这包括聘请教员，提供伙食，衣服和住宿的费用，每人约150元。他还计划建立中学，并为学徒开设职业课程。有了这样的教育工作，合作社就能够独立工作。

卢还希望建立一个技术研究站，“调查研究如何改进陈旧的生产的方法，老工具适应简单现代化的方式。”模范工业研究工厂将要同该站建立联系。卢说这些研究站将按合作原则，由有技术的工匠进行管理。建立技术研究站以及相应的棉、毛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炼铁厂和金工车间，最低费用将是20万元。”卢又说，“技术的改进影响我们整个工业。新机器昂贵，技术获得缓慢。我们必须采取步骤，逐步增加简单的、但却是不断更新的技术知识。”

这一地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运输。汽车和汽油对于工合是谈不上的。根本没有钱买这样昂贵难得的东西。铺设柏油路面的公路，是内战期间，为军事目的而修建的，但不允许农民的铁轮箍大车上公路，以防破坏路面。这只有通过给大车安装轮胎来避免。工合很快建立起它自己的运输合作社，有一百五十辆骡子拉的胶轮大车。这样的大车也是极其昂贵的。在1939年，一付用过的汽车轮胎价值700元，轮子和车轴费用达1000元以上，两头骡子价值400元，车身100元。由于长期跋涉在乡间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唐洛普（1840-1921，苏格兰车胎发明家。——译者注)车轮是急需要的。在呼吁捐赠用过的轮胎和车轮的过程中，艾黎写道，唐洛普车轮的价值，或许在海丰，一付约2000元，但“在宝鸡，目前你或许低于3000元就买不到一辆轮子好，车身好的大车。”

起初，每一个合作社都在市场上推销它自己的产品，但由三十个合作社组成的联合会，于1939年11月30日成立了，负责推销产品和购买原材料。当新的合作社成立时，他们就派一名代表去联合会。在总部的援助下，联合会开办了六个合作分店，资金由大家共同提供。在销售产品方面，没有什么困难，产品会很快销售一空。

总部所在地城镇的合作商店，或“供销百货公司”，是这个约有四万人的镇上最大、最可观的供销公司。1939年9月，它经营了200多种不同的物品，代表着附近60多家合作社的产品。尽管它在10月遭受燃烧弹袭击，但很快就修复了，社员们宣称，日本人使他们免受“把太小的房屋推倒”的麻烦。

1940年1月10的《西北工合报》，把这个百货公司作为工合繁荣的标志：

“过去的一年，迎来了这一（总部）地区真正兴旺的61个合作社,740名成员和38万元的总借贷资金。月产量大大超过五十万元，其中五分之二是通过‘宝鸡供销百货公司’销售的。在这个系统之外，是一个工业化学实验室下属的苛性钠工厂，几千名难民妇女和受伤士兵按计件工价为工合工作，但还未组成合作社，此外，还有技术培训班学生们的产品。中国工合现时发展的指标，是由供销百货公司（宝鸡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提供的，该表表明，一年经营的纯利润为83450.88元,这还包括由于10月31日的轰炸，而没有合适房屋的两个月时间。准备接收的新社员数目表，和今年年初要分配的利润数目表还没有订出来。但计算时，很可能发现，从1月1日以来已有1200多个成员，1939年的利润（虽然许多合作社过了几个月后才开始工作）将在8万元和9万元之间。

“当前，宝鸡合作社的大部分产品已进入部队，评论家可能会指出这一点，说什么‘在战时,工业合作社都会进展顺利；但战后，当它们不得不同占有新的战时修建的公路和铁路、并已复苏起来的城市工业的产品进行竞争时，它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在回答这些评论家的问题时，我们指出了供销百货公司的成功，这一成功是不同合作社组织之间结合程度的象征，并且是工合运动能够保持大规模生产优越性程度的象征，同时，这一运动也保证了对所有权和小组织的社会活动的自豪——小规模生产的优越性。

“为此，我们在下面列出了宝鸡供销百货公司1939年的详细情况。

合作社出售商品 10%的佣金…13954.12元

批发贸易的利润，即

(a)为合作社购买原材料

(b)合作社产品批发销售88110.64元

合作社产品零售利润……9959.25元

总贸易毛利……111824.12元

给合作社借贷利息和各种收据:4411.74元

合计：116235.86元

经营消费：9914.07元

管理消费：13798.04元

削价和损坏商品：2925.63元

合计：32784.98元

分配纯利：83450.88元

“在这一纯利润中,20%作为储备，15%将按各合作社与供销百货公司的贸易，并通过该公司分配给各合作社，10%用作扩大再生产，10%交给中国工合，另一个10%按照规定要求，交给工作人员，10%作为宝鸡地区合作社共有的公共福利基金，5%用来为百货公司工人开设节约基金。剩余的20%用作联合会基金，目的在于使所有合作社的收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因而，那些处于特别有利形势合作社的高额收入部分，将被分散给整个地区。

“供销百货公司的董事会（7人），由宝鸡地区工合（每个合作社选一名代表)选举产生。董事会再指定他们中的四人同中国工合的三个被提名者一起组成管理委员会。然后，管理委员会再从三名中国工合的提名者中间选出一个作为百货公司的经理。百货公司的股份为20元，股份没有数量限制，但一人合作社只有一票（即在联合会会议上）。

“1939年1月，百货公司的乳制品总销售量，平均每日为117元。到了8月，已达到每日1380元，当前，每日已超过2000元。随着一年时间的过去，各个合作社逐渐懂得了，由百货公司给他们提供共同便利，和通过百货公司多买多卖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姐妹供销百货公司已开始向西北其他地区发展，产品的交换已发展为既通过普通的交通系统，又通过我们自己的汽车来进行。供销百货公司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社典范，有利于将来把所有成千上万个小生产单位，结合成一个强大的体系。西北总部希望，按照在供销百货公司利润中的份额,将要把12500多元，分配给宝鸡地区生产合作社，这将会有助于这些合作社在伟大运动中更加明确自己的职责。这种分配或许将采取提高在百货公司中承担利息份额的形式。20%的联合会基金,将同样有助于使合作社家庭消除后顾之忧。公共福利基金所占的10%,将有助于促进合作社教育、卫生和公益设施的新发展。”

这个百货商店为合作社买材料，也销售合作社的产品。许多小合作社能够赚取大的利润，这是因为上海与其他原来的工业中心联系中断,交通毫无恢复的希望，而军队又刺激需求。然而，这些优越性在战后将不复存在。

这家百货商店，由供销百货公司的经理何庆明，进行有效地管理。按照规定，收入的10%应作为红利转给管理人员，何先生可以得到2000元红利，但他除留下了300元以外，全部交给当地教育部门。他和卢广绵以前一起在河北省工作，中国首批合作社中的几个就在那里建立了起来。何先生也同样是满洲本地人,39岁。战争开始时，他在陕西，帮助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安置东北难民。他给逃荒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把他看作是整个组织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在零售合作社产品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根据《西北工合报》的报道,在西安，合作百货商店甚至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在西安，第一家供销百货公司（商店）于1939年8月开业。全年月平均销售额为7000元。1940年1月28日，在这座城市主要大街的显要位置上，新的营业店开业,在开业后的头十一天中，价值5685元的货物销售一空，其中60%是棉布，20%是鞋。销售额飞速增加，百货公司依然正在本地三家电影院和两家报纸上刊登广告。由于西北其他地区也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供销百货公司，并且由于中国工合的交通系统已制定了出来，各种各样的货物将都会有现货。

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对西北作了一次旅行。他对西北总部领导的工合运动考察如下：

“在西北，中国工业合作社最引人注目的佳作之一，是陕南的酒精提炼厂。这家工厂是由曾在德国学习过的工程师杨玉成博士建设和管理的。杨博土约五十岁，凤度翩翩，是工合运动西北总部下属的东北(满洲）分队中最年长者，他以前曾是东北大学工程系的主任。

“1931年以前，他是满洲沈阳兵工厂金工车间的主任。工厂刚要开始生产运货汽车，这时，日本人在沈阳附近丢失了一段铁轨,他们进行报复，夺取了东北三省。顺便提一句，沈阳兵工厂是中国许多兵工厂中，唯一正在为日本人工作的工厂。后来，杨先生就来到西北，在这里，他同几位德国工程师一起，为陕西酒精厂的改进和生产而工作，该酒精厂位于西安府附近的咸阳。

“政府似乎已制定了一个总计划，不再保持西北基础工业，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去年决定关闭咸阳的这家工厂。5月，陕西政府停止对该厂的资助,并命令它将设备拆除，运往四川。杨先生意识到，西北对酒精的需求正在不断地增长,竭尽全力要改变这一决定，但无济于事。

“对于工业合作社来说，杨先生加入失业大军是一个幸运的结局。他同西北‘工合’领导人几次会谈后，就制定了一项计划，这就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厂。杨先生选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地址，工厂可以巧妙地隐蔽在一片黄土山脚下。去年春末，他就开始在那儿工作。现在，他有一个德国造的正在使用的蒸馏器，并且正在用本地材料生产另一个。一排排泥土大缸已经挖成，在里面贮藏了大量土豆和髙粱。有了6万元的投资，‘工合’就可以兴建一座日产能力为500加仑酒精的工厂，同四川北部的类型一样。这个酒精厂现在的生产能力为，每日170加仑。

“酒精在工业上有很多用途，它是医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西北，它作为燃料有很大的需求量。它与汽油以七比三的比例相混合最为节约，在这些地方，汽油零售价为每加仑15-20元。

“杨先生的工厂雇用了约40名工人。杨作为一名技术专家领取薪金，每月金额为300元。工人们最终必须偿还借贷，并且经营工厂。该厂有美好的前景，仅陕西军队的需求量是该厂产量的几倍。当这一信息得到成功确认时，杨计划将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髙了两倍或三倍。

“在西北，最好的合作社之一，是一个相当小的合作社。它是一个仅有七个人和2400元资金的木器店。它那惹人注目的牌号—“江浙工程合作社”，马上博得了我的好感。合作社仅仅是1939年4月才开张的（没有多少合作社在六个月以上），但月营业额超过了1000元。这个木器店为陕南公路制作了许多新的、用两种语言（中、俄）写的牌子，该店已经为公路建设做出了贡献。由于它的组织是相当典型的小合作社，对它作一简单的说明，一定会有教育意义。

“社员们在工房工作、吃饭、睡觉，共同分担一切费用。他们轮流做饭，做日常杂务。他们有一个宿舍,摆放着架子床，宿舍收拾得很整洁。有一个俱乐部,是学习、娱乐和开会的地方。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本其他合作社的出版物。还看到了当地报纸，例如，8月5日的报纸，刊登了许多纪念西北工合成立一周年的文章，论述了运动的起源，目的和一年中取得的进步。

“在墙上贴着许多标语，以简单明了的句子规定和说明了中国工合的目的，现将一些实例列举如下：

1.工业合作社真正是工人的工厂

2.鼓励相互讨论，相互帮助

3.发扬自治和自力更生

4.同甘苦、共患难

5.加强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民族抵抗

6.工业合作社是联合抵制敌货的最有效方法

7.铲除自私自利

8.干净就是健康，身体好意味着工作好

9.工业合作社有助于实现三民主义的“民生”原则

10.工业合作社有助于开发国家资源

11.工业合作社是我们经济防御的中流砥柱

12.工业合作社鼓励研究精神

13.不劳动者不得食！

14.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流血，我们要流汗支持他们

15.全国的工人们，觉醒起来，动员起来！

“管理员，或称合作社主席，也给我看了他们制定的指导日常工作的规章制度（由工人自己在全体会议上通过）。规章制度表贴在俱乐部和宿舍里。五点半吃早饭，六点钟开始上班，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一点又开始工作，下午六点下班。每天十二个小时,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男人们并不在乎时间长,很明显，他们正在为自己干活。在他们的公约中，其他规定是反对在房内吐痰(非常重要），消磨时间，大声喧哗，未经许可外出，不爱惜工具。每天有一名社员负责照管工房。合作社每月召开一次大会。反复违犯这些规定，及其他命令，或不服从主席管理的工人将在大会上予以除名，他们的股份由其他社员购买。

“江浙工程合作社正在获取约20%的利润。它取这样的名称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它的大多数成员是来自江苏和浙江的难民，大部分来自上海附近。

“类似于上面提到的那些规章制度，指导着多数工业合作社，但每个合作社都在民主会议上独立地正式通过自己的法规。按照工作种类,地理位置及其他因素，差别始终存在。

“西北有一家很有趣的纺织合作社，它有自己的一些原始的口号。在墙中贴着如下告诫：‘在前线杀敌，在后方生产’，‘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个合作社的主席爱好诗歌，并以诗的形式写下了合作社的规章制度。下面就是他的杰作中的一段：

所有交易要登记，

帐目每天须结清。

互相友好并和气，

本社之内皆兄弟。

真不需订许多条，

重要之事在尽力。

“合作社主席匡胜福，参加这场运动之前，曾在陕南一所地方小学当了十年教师。他是杭州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其专业是印染和纺织。

“一天，这位上了年纪的教师，犹豫不决地来到当地工合办公室，非常认真地询问如何组织工业合作社。

“他说，‘过去，我学过怎样织布,织毛巾，我曾被当地一家纺织厂雇用，很久以前该厂就倒闭了，原因是它无法与来自沿海的便宜货物竞争……我能找到一些丢弃的织布机和针织机，这些机器已被藏了起来，我能很容易地使它们运转起来’。

“工合代表问，‘建立合作社需花多少资金？’

“他不好意思地大胆建议，如果可以拨给生产一担棉纱所需要的钱的话，他认为合作社就可以组织起来。最后，决定让他先干起来。他很快便把织布机和针织机安装好，这些机器仅需要很小的修理。

“他们同工合的工程师一起，很快使机器运转了起来。目前，他已经从他原来的工厂动员来了六名失业工人，并急于投产。他们随后召开了合作社第一次会议，合作社正式成立。中国工合给他们贷了足够的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没有做进一步准备，就开始把棉纱变成成品，供当地合作商店出售。

“以上是去年3月的事。现在，织布厂月生产额已达3000元。一个新的印染厂将很快达到同样的生产额。印染有大宗钱可赚，因为古老的地方靛兰工业几乎已变成一种失传的艺术，而外国的染料价钱太贵，无法购买。预计这里的利润会超过30%。

“我同匡谈了好长时间，主要议题是有关合作社管理的真正机制问题。他告诉我，他们每五天结一次帐,结帐时，补给站的一名监察员就前来检査帐目。这些监察员都是在中国工合开办的学校培训了三个月的会计。他们是由合作社社员自己挑选出来的。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未受正规教育的学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竟掌握了简单财会的基本原理。四个投考者中仅有一个没有通过考试。

“这个特殊合作社中的二十个社员，已经按每人6元，交付了股份资金，股份资金总额为120元。两个人只是最近才加入的，还没有交付他们的股份资金。匡对于何时或怎样分配共同的利润，看来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看法。他自己的愿望是，合作社应把所有这样的利润，用来投资兴建新的印染厂，他说，他相信其他社员会同意他的看法。虽然过去的借贷一点都没有偿还，但合作社货架上的产品就值2000元。匡声言，当要付的款项到期时，将不会有什么困难。

“工资实际上以计件工作为基础。工人社员每织50英尺布，可以拿到1.20元。他们的食品由合作社共同购买。每个社员的工资每月才仅仅七、八元，合作社主席本人每月才仅仅拿到12元。当然,这没有把社员平等享受合作社的利润计算在内。

“我参观了许多城内的其他合作社，包括金工车间。金工车间的主席张明山是青岛人，曾受训于苏坊机器厂，该厂为青岛——济南铁路做修理工作，现被日本人占领。受运输困难的制约，他只好花了三个月时间，从西安及其邻近地区，搜集到开办这个合作社的几台普通的机器。虽然于1939年3月才组织起来，但该合作社现在活路很多，简直难以应付。护板，公路桥上的铁物件，螺栓和螺母，轴承，公路建设需用的物件都属于它生产之列。

“在城北附近的另一个合作社值得特别一提。它的确是一件即兴杰作，这就是工合玻璃厂。它可以制作日用玻璃制品，也可以生产一些军用物品。工厂仅有2000元（约133美元）的资金，设备包括两座熔炉，六个容量为120磅的熔化锅，一个烘干炉，以及其它许多似乎主要是用草和泥做成的固定装置，很明显，这些固定装置可以很好地满足用途的需要。主炉的烟囱，约三十英尺高，就是用泥把砖粘在一起砌成的，以一定方式搭建竹框架工人们就可以把砖垒起来。在西方国家，一个用于这样用途的烟囱会花去比这个厂总价值多许多倍的钱。

“玻璃厂是徐鸿林先生独创性的一项工作。徐先生是山西大学毕业生，在太原兵工厂，他一直工作到该厂被日本人占领。徐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在日本专攻光透镜制造。玻璃厂位于不引人注意的农村宽敞的房舍里，房租总额为每年48元(约3美元）。该厂约有30人，大多数是难民妇女，是徐培养她们干这项工作的。七名男吹制工和制模工是仅有的几名熟练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