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小事件：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第一个组织,在一个远在遥远内地的村庄——宝鸡建立起来了。九个没有文化的难民铁匠同意组织一个合作铸工车间。他们的行动就为这一可能会使中国农村生活革命化，从而使中国的基本经济生活也革命化的运动奠定了基石。九个月后，中国就有了 1200个协会。到了 1940年，五个主要的总部指导着除江苏(上海区）以外的原有十八个省的活动，甚至在西康、宁夏、新疆、察哈尔都有补给站。机动的游击部队冒着危险，在安徽的日军封锁线后方，及其他地区战场的边缘地区活动。因此，中国的三条纵深的、如人们所称呼的“工合线”，正在所有的战线，毫无疑问，在两个后方——敌后和自己的后方建立起经济防线。这条线呈一条巨大的新月形，从中亚的大沙漠一直延伸到中国海南。在这个新月形西部的突出部分，有一位西藏活佛支持工合事务。在另一端，一位年轻的美国公谊会教徒，在法属印支边界附近的广州湾，担任补给站主任，在那里，他十分关心从毗邻菲律宾的热带海南岛来的难民。

1939年10月31日，日本一个轰炸机中队，对宝鸡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访问，目的在于消灭这种新的工业形式。他们曾事先在汉口宣布了他们的意图，意外的是，他们碰巧破坏了这一先锋组织。由于日本开始了一场旨在破坏有竞争力的中国工业系统的运动，城里的许多工人被迫逃离家园。但是，这些铁匠并没有逃跑。他们的损失仅为100元，远不如那枚炸弹的价值。在当地合作社联合会60元贷款的资助下，他们仅仅靠拣回炸弹的碎铁片，拣起存留的机械，重建他们的车间。现在已重新开业。毫无疑问，那些弹片已成了新铁砧的一部分。

日本的轰炸机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铸工车间，除非另一个偶然机会。铸工车间同四周几百个村庄的任何其他房子别无两样。要有把握摧毁它，就要毁掉整个村庄。日本当然敢于冒这种风险。但是，它却负担不起用来消灭可能隐藏工业合作社的所有中国村庄的炸弹、飞机和汽油的费用，特别是如果美国拒绝为未来的这种破坏提供材料的话。万一日本人确实要采取这种放肆的计划，合作社社员就只好到别处去，用少得可怜的一点资金在其他地方创建新的工业合作社。由于共同努力，中国人组织了起工业合作社，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正在被动员起来，在战争中创造新的财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只要给“中国人一个机会”，他们将继续取得成功。创建第一批1200个工业合作社仅花去250万元。毫无疑问，日本要派出几个整编远征轰炸队，也会花去同样多的钱。

例如，就美国货币而言（10兑1),中国开办一个外科手术用的纱布合作社只需花50美元。只要有100美元，蜡烛或肥皂制造车间就能开业,200美元足够办一个棉纺合作社。据估计，只要有大约500-700美元贷款，工业合作社就可以雇用100个难民。那就意味着，你能够以平均5-7美元的钱给每个人一个永久的工作。这会很快使他的家庭从只有挨饿而没有救济的境况中摆脱出来。以后，当贷款的6%-8%的利息偿还回去，加入流动基金时(除了战神的影响外，大多数合作社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这笔钱还将给另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提供生计，以后还会再给一个人，以至无穷。在今日中国内地日用商品，这样备受重视，工业合作社几乎立刻便可获利。

这些合作社社员已经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就是发动一场反对侵略者而不会遇到军事力量抵抗的经济攻势的途径，也就是过去一直寻找但徒而无劳的使落后的内地工业化的道路。假如中国使自身防御体系工业化，从而占领自己的市场，创造自己的商品生产，以精良装备武装自己的军队，进行共同军事抵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帝权计划就永远不能成功。

在我们铁匠朋友组织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之后的两个月期间，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总部已在附近地区组建了40个合作社。到了1940年1月，已有500多个，分布在五个省，月产值约达1百万元。在册人员有4500人，而大约还有15000人参加这一运动的紧急性工作和其他活动。

这些合作社几乎都是成功的。完全由于偶然机会而扮演先锋角色的铁匠们，本身就是西北的时代人物。作者曾要求一位在宝鸡任英文书记员的年轻剑桥小伙乔洽•阿尔文•何克，为了历史的目的，将这个合作社的全部经历写下来。他回答说：

“这个铁匠合作社就是宝鸡的奇迹。每当在东部工合工作的某个知识分子，对运动惊人的进展，对工业合作社为中国及其余世界未来的巨大意义，产生彷徨惆怅的情绪时，就让他去看看在中国首次构想出工业合作社的铁匠们。”

“他总会笑着回来。”

“他们是我所见到的一场运动中最缺乏意识的先行者!”他惊叫起来。

“他们仍然相当疑虑地互相盯着，偶而，他们将所有的铁块、工具、燃料和加工的半成品分成九堆，各自去车间的各个角落。”

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最有威信的组织者火速赶赴现场，规劝他们，为什么不懂得九根铁棒捆在一起要比单个九根铁棒强有力的道埋。他们用同行轻蔑的眼神扫视了闯进来的人，并且说捆在一起的九根铁棒当然要比单个九根铁棒难于折弯得多。

三个成员退出了组织，并带走了他们原来的36元投资。其余的人埋掉了榔头和钳子，并且“不顾当地人强烈的怀疑态度，不顾他们已经胜过西北成百上千个其他合作社这一事实，在工人的合作社事业中留下了名副其实的榜样和客观的教训。”

组织者卢广绵在选择铁匠们奠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基石时,并没有以最大的谨慎态度处理问题。正如人人都知道，各处村庄中的铁匠，都象征着质朴而粗鲁的个性，并且通常都是个体企业。然而，正由于铁匠是工人中最缺乏集体主义的，所以这个小组的事迹在表现合作事业的艰巨性方面具有深刻的意义。

卢于1938年8月23日到达宝鸡（含义是“宝贵的鸡”，并以一种著名的斗鸡命名的）。天在下雨，满街泥泞。他写道：

“那时的宝鸡是一个蘑菇状的边陲城镇，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挤下火车的难民涌入该城。这座城市既脏又喧闹，而且传染病和虫害横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住在泥草棚及仓促挖成的窑洞里，城市周围几英里挤满了忍饥挨饿的人群，人人都在为自己最低的和原始的生存条件而斗争。”

第二天一大早，卢涉过污泥，遇见一个铁匠。这是一位身材清瘦的老人，脸庞棕红，额头爬满了皱纹，一双眼睛深藏在下垂的眼睑之中。

“喂，老乡，”卢向他打招呼。

“浑身汗水的老铁匠继续干他的活，铁锤叮当作响，炽热的铁块上飞溅出明亮的火花。”

“喂，老乡，请停一会儿好吗？你从哪里来呀？”

“老人终于停下手中的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并没有举目相看，默默地期待着某桩生意。”

他终于讲了他的经历。河南遭受侵略时，他同其他患难伙伴从河南行程150英里，走村串乡，以各自的手艺养家糊口，都力图首先找到一块最好的地方。这位老人及全家仅仅购买了干活的工具和一些灶具（烹饪用具）。他身处异乡，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

“‘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干呢？’卢说。听到此话，这位老人以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低下了头，心情忐忑不安。卢继续说，‘假如你们一起干，打个比方说，你只用一只锅就可以为许多人做饭，既节省时间又免得麻烦。年轻人和老年人可以一起干，你们的人越多，你所能做的工作也就越多。’”

卢解释说，他想让这位老人开始同其他铁匠一道，组织一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想让他们一起把设备入伙，一起销售，一起采购，一起吃住以节省时间。如果同意这样做的话，卢保证向该合作社提供贷款，以便于逐步扩大经营。

卢四处去找其他铁匠，给他们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普遍感兴趣，但却普遍疑虑。最使他们担心的是他，卢广绵，打算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吗？那一定是骗局。就他们所经历的事而言，没有一个人做事不为谋利。最好还是采用老办法，不冒任何风险。”

不管怎么说，九个铁匠还是同意联合起来，并做出一项建议，第二天去卢的办公室组织起来。卢以异常兴奋的心情打电话给总部：“一个铁业合作社建立起来了。”

然而，卢的确有点过急。第二天到了，却没有一个人到来。卢返回原来的地方，询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无法把他们拢在一起，”老人一边回答，一边不住地摇头，“他们说，需要时间来考虑，”他的眼睛圆睁睁的，充满着疑虑。

然而，卢一直忙着贴标语，同其他难民交谈。这座城市很快便呈现出活跃的气氛。铁匠们一看到广大群众都认为这一观念真实可信，而且其他工人正计划加入，就集体前来，正式要求答应过的贷款。

在每个新的村庄里，这一观念受到怀疑。靠近西安的这一地区曾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政府的任何一个人，前来无偿地给他的居民什么东西。当他们确信这并不是另一种骗局时，这些穷苦的工人和难民便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第一次接到贷款时，许多人不禁热泪盈眶。这种贷款没有什么保证条件，而是对他们双手技艺的信任，以及对这个国家普通民众纯朴、诚实和善良的确信。在西北，仅仅出现过一次短暂的贪污现象，那是从汉口来的一帮人干的，这些人很快被解雇，钱也被追回。

我们的铁匠朋友确实太穷了，他们每个人只能贡献出工具和铁块所值的36元钱，共同捐资140元。他们的资本是工合总部提供的1200元(约120美元）。债务分为二十个股份。在大约14个月以内，他们归还了1200元贷款的6%，并且“在1939年底，在制定出贷款偿还，贷款利息及股份限额之后，剩下的毛利润（总计65.40元）的10%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10%作为工合的公共福利基金，用来搞教育卫生事业，30%留作储备，其余50%以股息的形式分给他们自己。”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已经议妥了一笔1500元的新贷款。他们的月营业额为1200元,其中100元为利润，这还不考虑“费用已翻了一番多这样的事实。一年前，每斤铁价值6角钱，现在为1.30元，煤一元钱50斤，而现在一元钱20斤。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从7元上涨到12或13元。但是生意仍然兴旺，气氛更加生机勃勃。一位年轻的组织者每周都下去帮助教记帐，察看情况。原来的组织者此刻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合作社的创始人，一有机会仍然去看望他们。”

这些铁匠从50英里开外的工合煤矿买煤，由胶轮（大多为废弃的福特牌汽车的旧轮胎，每对700元都很难买到）骡马大车组成的运输合作社将煤运往铁匠工场。他们做面条的面粉是从附近的合作社工场买来的，他们从工合购销商店，以最可能低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必需品——牙刷、手电、鞋、袜、衣服、糖果、肥皂、毛巾、药品、纸张、墨水、毯子、蜡烛、酒、调料、食品。特别是这些质量高的日用品的商标经常被个体商号偷窃，以便销售自己的商品。他们的孩子去工合初级学校上学，在合作社诊疗所给孩子们种牛痘。合作社社员定期召开会议，在严肃的秘密会议上，以真正的民主精神，就所有问题进行表决，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确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