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起着中国经济支柱作用的沿海等地大城市很快陷于敌手,支持抗战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就在这时,“应抗建需要而生,以合作方式进行基层生产动员,在经济上支持长期抗战”^①为宗旨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异军突起,以灵活多样的生产形式,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适应战时需要,生产多种产品,支援了战争,缓解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战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从“工合”运动的产生、作用及衰败原因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工合”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工合”运动之所以在抗战时期产生和发展,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客观条件决定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抗战前夕,整个中国的经济布局是这样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东南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当时中国三分之二的工业,内地各省的工业则微不足道。西康、青海、宁夏三省还没有近代工业；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仅占全国工厂数的6.02%,占资本数的4.21%,占产业工人数的0.79%^②。从工业结构来看,内地各省的工业偏重于轻工业及民用工业如纺织、日用化工、发电等。这些微薄的工业不仅在全国工业中无足轻重,就是对地方经济也没有大的影响。内地商品市场对外货依赖十分严重,经售商品绝大部分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和沿海各省。

抗战爆发后,日寇迅速占领了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中、华北各地,并对国民党继续统治的西南、西北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几乎崩溃,战争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用品日渐告罄,这就使尽快发展西北、西南后方的工业生产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批难民流入内地,据《国际劳工通信》的估计,抗战初期,“全国至少有3,497,963个失业工人,1939年按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数字,已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③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熟练技术工人,这就为发展大后方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随着战争的推进,上述问题愈加突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大机器工业生产已无可能,如何利用各地的条件,发挥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力量,从事简单易办、见效较快的小型手工业生产,以解决战争和民用急需,就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工合”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解放区参观回来的斯诺夫妇,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加的“星期一聚餐会”上,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提出由于“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是长期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应该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旧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队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决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选当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为召集人,由卢广绵、吴去非、林福裕参加中国工业合作社纲领的起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④。一九三八年五月,“工合”计划经会议讨论通过。大家认为工业合作社一方面应保持自己的群众性和民主性,同时应该尽量争取得到国民党政府支持以便展开工作。便由徐新六携带这个计划前往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由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亲自把工合计划交给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他们表示同意试一试^⑤。特别是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为了利用“工合”,特别是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捞取政治资本,并企图把“工合”变成它的官僚资本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攫取更多的财富,便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答应拨款五百万元作为发展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基金,由他担任理事长的职务。“工合”推举艾黎任技术顾问,并负责组织筹备工作。同年八月五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下设区办事处、事务所和指导站。在“工合”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大批失业工人、难民以及伤兵都组成合作社。海外侨胞、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和组织也积极捐款为合作社提供资金。虽然工合没有从孔祥熙那里得到应拨的五百万元发展基金,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所办的银行却给工合提供了大批的贷款,一些地方银行贷款数目也是不少的^⑥。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北、川康、东南、西南等办事处相继成立,领导着l,398个合作社,这样工合运动就在我国发展起来了。

工合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我党的得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九三八年艾黎到达武汉,他想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在汉口,艾黎、斯诺同周恩来同志经常商议、研究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周恩来同志认为“工合”既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又要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争取社会人士参加,得到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支持,防止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并经常鼓励艾黎把“工合”运动进行下去。博古同志多次帮助艾黎决策,指出,“工合”的首要任务乃是促进蒋介石抗战,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工合”运动的支持,希望艾黎利用自己的威望把一些工厂迁到西北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有利于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对敌斗争。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支持建设许多小工业作为战争期间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设想。即使中国工业合作社对于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帮助后方的工业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新华日报》对“工合”的创立做了热情的赞扬,并全面报道了西北“工合”运动的发展。共产党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还担任“工合”理事会理事。1940年毛泽东同志从延安派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等同志去宝鸡双石铺地区推动当地的工合运动^⑦。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引导使“工合”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扩大了工合在国际国内的影响,把这一民主性质经济与抗战中蓬勃发展的民主爱国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

二、“工合”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工合”运动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一,“工合”运动在发展战时工业、支持长期抗战,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法西斯,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中国工业体系受到严重破坏,抗战军需物资严重不足,人民生活用品奇缺,许多地方连一般的日用品都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工合”运动迅速发展,仅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全国就建立了一百一十个合作社；到一九四一年仅西北地区就有四百多个工业合作社^⑧。这些合作社生产大批的军需和民用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以前商品供应紧张的窘迫局面。

西北地区的“工合”运动发展较早,业务突飞猛进。“如军毯、军布、皮件、军鞋之制造,颇能经常供应一部分军需”。一九三九年“工合”总会为抗日军队承织军毯四十万条,“工合”西北区就接受制作三十万条的任务。以后因西北工合壮大又继续承制两批军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由“工合”织成的军毯达百万条,并以质量好、交货及时著称。“而对于日用必需品,无时不设法促进其生产,以补充后方物资之缺乏。”其生产的“各种货品供不应求,各社产品制出,立即销售一空。在西北一带其他小工厂之出品微不足道,而工业合作社不仅数量日增,遍布西北各省,抑且业务繁盛、销路颇为兴旺。”当时西北重镇兰州,因经济发展缓慢,日用工业品全靠外地供应。但有了“工合”后,自己生产的各种产品如棉布、棉毛毯、衬衣、手套等,畅销市场,很受消费者欢迎^⑨。这对繁荣战时经济、改变市场的萧条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工合”运动在帮助抗日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工合”运动兴起后就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也在解放区开展工作”^⑩。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需要,竭力限制“工合”在解放区的发展,但参加“工合”运动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终于使“工合”运动在根据地开展起来。在皖南屯溪建立的“工合浙皖办事处”与新四军主动联系,请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之后又在兰溪、永康、屯溪等县建立工合事务所,积极组织合作社,生产根据地所需产品,为新四军修理保养汽车,有些“工合”社员还参加了新四军。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浙皖办事处又在泾县茂林筹建“工合”泾太事务所,仅仅七、八个月的时间,就组织十几家合作社,以其主要产品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⑪。

一九三九年初,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非常有限的人力财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出棉皮大衣、麻纸、毛线、棉鞋、夹鞋以及饭锅、公文箱、牙粉等物品。边区盛产药材,过去利用不够,在医药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延安工合事务所成立了新华制药工业合作社,生产出大批药物供应边区需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畜牧业发达,尤其羊毛产量很大,“工合”便开展毛织工业,此外还有油灯工业合作社、造纸工业合作社、化学工业合作社等^⑫。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晋东南事务所宣告成立。当艾黎得知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设法为其安排款项,并把晋东南的一个炼铁合作社迁到晋西北^⑬。

“工合”组织还承担着把国际援助运往抗日根据地的转送任务。设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特别是宋庆龄同志经常委托“工合”承制数量巨大的棉军衣、棉坎肩,还有背包、军鞋等物品支援根据地。仅一九三九年,宋庆龄一次就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十万件棉衣打包运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国际上汇往根据地的捐款也主要由西北“工合”收转^⑭。

正因为工合运动对我党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援助,所以毛泽东、叶挺等同志曾于1939年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合”运动对抗日斗争的贡献。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斯诺时讲到:“在战争地区和敌后游击区中,更需要工业合作社。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会非常欢迎它的”,高度评价工合“阻止敌人的商品从敌占区的城市渗透入游击区的农村根据地”,“将中国的原材料和资源用于我们自己的工业,防止日本掠夺”,“创造游击战经济自给的基地,以支持长期战争”等等。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艾黎三次去延安,毛泽东同志都亲切会见,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并鼓励他坚持战斗下去^⑮。

第三,“工合”运动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

随着“工合”运动的发展和经营规模之增加,不断补充新的技术骨干和培养管理干部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的一般学生,“头脑里都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思想,不肯为工合事业的理想牺牲自己,更不肯长期呆在合作社里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社员同廿共苦” ^⑯。为解决此问题,“工合”除经常举办一些短期专业培训班外,还在山丹、双石铺、兰州等地创建了工读结合的培黎工艺学校,选拔和培养愿意为工合事业献身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

工合通过培黎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在当时的工合运动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有不少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工合”运动得到世界人民的援助,提高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影响。

由于斯诺、艾黎等著名国际友人的倡导,中国各界名流王世杰、张治中、俞鸿钧、蒋廷黻、董必武、林祖涵、邓颖超、邵力子、沈钧儒、黄炎培、莫得惠、于斌、陈慕之等人担任理事,章乃器、杜重远、刘广沛、张福良、于树德、周向前、梁士纯等人先后担任工合总干事,这些人同国内外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样,一方面使中国“工合”运动得到国际工合促进会的支持,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无私的援助,同时,中国“工合”在海外影响的扩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使其他同盟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和估价。为帮助中国工合的发展,一九三九年七月宋庆龄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斯诺、艾黎、普律德等国际友人,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爱国民主人士任委员。然后,分别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纽约的工合推进委员会有百人之多,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伦敦的工合推进委员会由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的夫人担任名誉主席。该委员会的成立使中国工合与国际上的友好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由于这些组织的宜传和活动,引起国际上对中国时局的密切注意,还向中国“工合”协会提供了大批的援助。到一九四六年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中国的捐款约在十万英镑以上,美国对华援助则达三百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合计为五百万美元^⑰,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支援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

三、“工合”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

中国工合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其高潮时期,曾有过七十二个办事处,三千多个基础合作社,参加者达二十五万人之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抗战胜利以后,它的力量和规模很快衰减下来,到解放前夕,仅山丹培校还保持一定的规模偏居西陲一隅。中国工合运动为什么会衰落下去呢?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工合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兴起的,抗战胜利后,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工合,无力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现代大机器生产竞争。

抗日战争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特别是美国,几乎操纵了国民党政府,独霸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当时的美货在天津进口货物中占70%—80%,上海各大公司如永安公司的全部货物中,美货竞然占80%。外国货物象潮水般涌来,充塞大中小城市乃至普通的乡镇,严重排挤了国内产品^⑱。

同时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接收了日伪的大量财产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抗战胜利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以现代技术武装的大机器生产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多、质量好、价格低。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因陋就简、仓促上马的“工合”产品根本不是其竞争对手。

再者,作为“工合”的技术骨干和劳动力来源的那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数以千计的难民,在抗战胜利后思乡怀土、携家回迁,生产人员,尤其是大批熟练技工的离社,迫使许多合作社瘫痪而自行解散。

第二,具有民主性质的“工合”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可能得到发展。必然会遭到代表国际帝国主义利益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和破坏。

由于“工合”运动创办人的指导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合”的指导和影响,加上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使工合运动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经济特征,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合作生产,推动了战时经济民主运动。国民党害怕这种新型的经济形式造成的社会影响危及他们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物质上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支援,因而,开始是企图控制这一运动,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控制不成便阻挠刁难,以至于对“工台”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施以驱逐、逮捕、关押、杀害的卑鄙手段。

工合创办初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答应给予工合五百万元贷款,但根本未能付诸实现。西北工合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不断受到以陈立夫、陈果夫为头子的“CC”系特务的刁难破坏。艾黎同志因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被国民党反动派诬蔑为“红色帝国主义分子”,撤销他“工合”总会技术顾问的职务,限制他的活动,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又宣布艾黎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去西北工合事务所工作,却被国民党扣上“敌人”的帽子进行迫害。江西遂川工合事务所的龙会计系老红军,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陕南汉中事务所主任被捕后,竟被活埋。国民党反动派还对工合工人进行反共宣传,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组织,强行在青年中征兵,并派遣特务打入“工合”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收集工合领导人的材料^⑲。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条件下,民主主义经济是得不到发展的。

第三,过份依赖外援,本身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是“工合”运动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工合”生产能力的限制,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缺少大量资金后备。“工合”初建时,曾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贷款,也得到一些地方银行的货款。随着“工合”的发展,该运动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分歧逐渐尖锐化。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国民党政府的拨款仅二十万元,不足原来应诺五百万元的二十分之一,而且直接用于工合事业的仅有四万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工协收到三三个事务所填报,已减少社计一二三个,其中直接间接以资金缺乏周转不灵、使业务亏累而解散合并,减少社达七二社”。一九三九年以后,随着工合发展,物价高涨,原料取得不易,资金不足,合作社普遍不能再大量发展,有些正在缩小、合并与解散。一九四二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工合总会行政费和事业费的拨款,从此工合发展经费大部分就依靠外援。其规模也只能随着外援的多寡而伸缩。战时美国政府每年将八百万美金交付美国援华会,而作为该会八个成员之一的美国工合促进委员会每年获得一百万美金,同其他零星的私人捐款被分期汇往香港的工合国际协会转往国内。抗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停止向援华会拨款,该会自行募捐所得甚微,“工合”促进会就无力向中国“工合”组织拨发巨款。经济来源枯竭,使得生存多年的工合运动在新的局势面前束手无策,被迫一再缩小规模,解散许多合作社^⑳。

“工合”基金缺乏除了依赖外援所致,还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分不开。在国民党统治下,经济长期亏损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只得靠滥发钞票弥补,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市场价格极不稳定。由于物价增高,工合“成品售价提高,盈余问题随之而增。然而再生产时所需之原料之工资亦增。且增高之速度远较成品为快,则昔日周转之资金当然不足供同样物品再生产需用,无足多怪,终乃明盈实亏,生产规模日渐缩小,以至不能维持开支时,只好闭门大吉,走向停产的途径。” ^㉑这就是物价暴涨和币值猛跌给合作社正常生产带来的厄运。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主席卡佩德视察中国时讲到“许多土布合作社将所有原料用罄后,必须等候所织布匹售成现款后,方能再行开车。若干机器合作社有大批定单不能出货,亦因资金缺乏无力购买原料之故。在此种情况下,生产多方受阻,而若干社员工人亦因之不能全部从事工作” ^㉒。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还巧取豪夺制定所谓专卖制度,建立“专卖局”从中渔利。天水“伏义城火柴社的出品,统被限价支进(每箱二万元),但市价却达四万元”。^㉓而对这样的情况,“工合”只好转而借贷高利贷资本。这种作法对工合建设无疑是饮鸩止渴,“于是合作社呻吟于高利重压之下形成窒息状态,穷年挣扎,所获甚微,影响整个工业合作事业,非浅鲜” ^㉔。

注释:

①《西北工合通讯》第七卷第四期.卷首语。

②⑱《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③《四川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侯德础《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

④⑭⑰《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⑤路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

⑥《抗战中的工业合作运动》田家英著,见《解放日报》1941年12月8日-10日。

⑦参见田森《艾黎的春秋》、《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艾黎《工合运动记述》、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斯诺《红色中国杂记》。

⑧《密勒氏评论报》1937年第11期。《西北工合》第五卷，第六、七期卢广绵《卷首语》。

⑨《西北工合通讯》载《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工作简况》、《西北工合》第五卷，第六、七期卢广绵《卷首语》、焉寿先《中国工合运动在兰州》。

⑩《北京盟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中国人民的挚友——路易·艾黎》卢广绵著。

⑪蒋传源《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⑫穆欣《工合运动在陕甘高原》见《新华日报》1940年7月3日。

⑬《人民日报》1984年1月22日《路易·艾黎与工合》

⑮参见《人民日报》1984年1月22日《路易·艾黎与工合》；《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艾黎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斯诺《红色中国杂记》。

⑯参见《南北工合通讯》第七卷四期何克《双石铺培校简闻》；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

⑲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艾黎《工合运动记述》；田森《艾黎的春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人民日报》1984年1月22日《路易·艾黎与工合》；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

⑳《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

㉑《业务一瞥》傻瓜著见《工合社友》。

㉒《工业合作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卡佩德《视察中国工合观感》

㉓《兰州来去》雨阡《西北工合通讯》

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工作简况》见《西北工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