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合的创建人充满希望，坚信国际合作运动一定会帮助这个如此重要而有深远意义的事业。然而,合作国际主义，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到来，或许它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种积极的合作运动仅仅从英格兰出现已经在地平线上。1938、1939年以来，当这种帮助即将成为可能时，黑云似乎遮掩了所有的国际运动。失去了一个金子般的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可以在改变远东社会性质方面做出许多事情。

据说国际合作同盟是由在四十个国家的十九万三千个协会组成的，有一亿多股东，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二百个亿。如果每个股东把十美分给中国姐妹，就是一百万美元，以二十比一兑换，就是二千多万元。这就能在中国建立约九千个工业合作社，雇用十六万工人。

在大不列颠,合作社成员有七百四十八万四千人，资金约有十五亿元，年营业额超过十亿。据说他们占英格兰商业的七分之一。工合组织者最初正是转向英国寻求支持的。艾黎立刻写了信，上海原来委员会中的一个人在那里花时间，以使合作社领导人和劳动组织对初期的中国合作运动产生兴趣。其结果确实令人鼓舞。1939年6月5日，在英国下议院举行的开幕式，英-中合作发展协会成立了，目的是为中国工合提供帮助和相互交换设备。正如通告中所说，它将热情推荐这个新运动。协会推举四个议会成员为领导：艾尔弗雷德•巴恩斯任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约翰•贾格尔，伍德任理事；伦敦合作有限公司的经理保尔•戈斯林也任理事。多罗西•伍德曼小姐暂时任秘书。联合顾问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刘杰、王氏、郭氏、李氏、夏氏。

协会决定把可以收回的股份以一份一英磅卖给合作社社员，以便筹集一笔十万英磅的贷款。中国政府同意担保这项贷款，正在谈判中间，欧洲战争爆发了，推迟了进程。虽然我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停止下来。协会还打算安排购买工合制造的玩具、瓷器、手工艺品等，作为由当时英国合作运动所倡导的联合抵制日本的一部分。工具和机械被收集起来待装，贸易和国际合作受到鼓舞。

这个项目，对于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和军事自卫，仍然是一个可行的措施，更不用说作为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突出的角色了。因此，可以说，这个项目它将来可能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1940年4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中国工合进行了个人视察，并对工合进行了有利的报导。他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了几次演讲,建议进行帮助，并说:“中国工合……正在把民主政府的方法教给人民。它是在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民主的大厦。”他甚至说,他相信，此时如果民主在欧洲直接受到威胁，民主的新希望在中国正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通过这些合作社体现出来。

同时，从英国得到捐助，例如，从中国运动委员会，从英国救济资金和从左派书社来的小量资金，这些捐助在1939年7月对中国工合起到一种特别的补充作用。

合作社刊物，及《新政治家和国家》、《曼彻斯特卫士》等杂志刊登了许多文章。

英国商人通常在这个运动中采取了一种明智的关心，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帮助中国为生存而斗争，这种方式并非偶然地帮助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比如，在上海，英国商会主席罗伯特·考德尔·马歇尔爵士，1940年4月13日，在他的年终报告正文前面推荐了工合。1940年4月20日的《中国周报》中报导：“谈到‘自由’中国的形势，罗伯特爵士很欣赏地提到中国工合在西部和西南的发展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自由’中国通过扩大工业合作运动，没有理由达不到自给自足，由于缺少运输设备，妨碍了较大计划的完成，他指出，小厂的运输，如合作社建立起来的那些小型企业，没有显示出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未萌芽的大厂’，他说，‘必定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开发迄今还未发展的大部分地区。’”

法国的一些人对此极感兴趣，但国际贸易联合会巴黎分会,除了1938年6月给了艾黎一万元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捐助。1939年5月13日，在巴黎召开的捍卫民主、和平和博爱的国际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一个决议，“保证对工业合作社经济、原材料和必要的设备的援助，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遭战争破坏的地区重建他们的经济生活。”

虽然那些了解这个运动的国家寄来了捐助，但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还没有中国工合促进会这个组织。1940年1月，澳大利亚——中国合作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成立，由澳大利亚铁路工会总书记査普尔任主席，瓦特小姐任秘书，梅兰•凯特小姐和特雷纳分别任秘书助理和财务师。中国副领事曹先生为保护人。从那时起，澳大利亚赠送了约四十五英磅，以便在广东建立一个合作社，要求这个合作社名字为“玛丽布鲁斯合作社”。悉尼的议员，尊敬的亚历克•格兰特是在去菲律宾的路上得知这个消息而激起兴趣的人之一。

几位日内瓦组织者以极大的兴趣仿效这一运动。1939年7月，多罗西•阿诺德为国际妇女组织中的和平和裁军委员会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从破坏的灰烬里飞出中国工合这只凤凰”。在四月份的期刊里，国际教会通讯社和信息服务社发表了“中国合作运动”的消息。

我不知道来自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或欧洲其它国家的任何经济帮助。这个缺少国际觉悟和没有支援任何地方民主运动的结果，有助于解释这些民族现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