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合作社是一种极好的渠道，通过它，国外捐助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国外和中国的同情者一旦了解了工合的工作，便自发地组织起促进会。自从1938年以来，有一百多万元来自国外。更加重要的是创造了国际主义工合精神，为民主和非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纲领而工作。在这个被法西斯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蹂躏和控制的世界上，这个共同纲领在当前国际力量平衡方面至关重要。

上海、香港、成都的促进会成员大约共有七十个，其中约一半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整个促进会的工作是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如果我们不计算传教士，毕竟他们是领取工资的人，所有这些无偏见、无私、忠诚、热心的人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无疑比任何其它一个运动都伟大。促进会里没有一个人从中国政府那里领到任何津贴或者工资。在这个充满领取各国政府津贴热潮的世界上，知道这个事实真是一种欣慰。

香港是中国促进工作的总部，香港的中国工合促进会有四十个成员，于1939年2月由艾达•普鲁伊特小姐（中文名字：普爱德)组织建立的。1938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普鲁伊特小姐在浙江遇见了艾黎，从此，她就花费了她所有的时间和许多她的终生积蓄，来支持创建中国工合。普鲁伊特小姐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护理毕业生，1938年，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部长。出身于中国传教士家庭，与中国人密切地在一起工作了约二十年之久，她相信，工合是最有效的办法，为中国的疾病状况、社会状况、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决办法。

在香港积极工作的其它美国人有艾里西•弗尔法克斯•乔尔姆莱小姐和三位年青的学校老师，一位贵格会教徒西尔多•赫尔曼，岭南大学的唐纳德•M•艾伦和碧瑶布伦特中学的劳里•辛克莱。

许多年青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寄来申请，要求加入这个运动，不幸的是，他们都必须自己出路费，因为没有资金付这笔开销。

我已经提到了在促进工合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孙中山夫人是香港促进会的名誉主席，在创建、完善这个运动以及吸引新的支持，特别是吸引海外中国人方面，她的影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她的努力，从菲律宾、爪哇和其它地方获得了一大笔钱。中国中央银行的有名的经理，钟先生是香港促进会主席，其他官员是陈氏，唐氏和陈翰笙。

1939年，由四川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何波恒将军为主席的成都促进会成立了。三个副主席是林肯臧博士,中国西部联合大学校长；车博士，南京大学校长；金纳德博士，中国西部联合大学教授。选出了两个秘书是惠灵顿•孟先生，当地基督教青年会前秘书长；及魏路丝博士。其它成员是军事学校的叶博士；南京联合神学院的弗兰克•普赖斯博士；吉林女子大学校长吴怡芳博士；南京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博士和査尔斯•里格斯博士。

在中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各地帮助中国工合。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他们除了做繁重的本职工作以外，慷慨地把时间花在这项工作上。自1939年以来，在成都，斯迈思博士和里格斯博士担任无报酬的非官方的技术顾问。在谈到生产军毯时我提到过他们，还提到过泰勒。

在南京时，斯迈思博士大约在1939年，曾发起过实验性的毛纺协会，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合作已有了经验。他为工合培训学校写了讲义，作为专门课本使用，并且还与堪姆贝尔先生、艾黎及其他人合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写出了一个更好的章程。里格斯先生利用他的机械天才完善了机械技术。

此外，在成都的“智囊团”里，拉尔夫•拉波伍德先生不断地给予无法估价的帮助，特别是在收集准确的统计、监督和检查来自各总部的报告方面。他应邀从燕京大学来，帮助中国工合一、两年工作。现在在成都的这一支具有现代思想的传教士，属于最优秀的群体。这些人一直在中国工作，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在提高对基督教基本学说的尊敬方面，可能做了比过去的成百上千的教堂建造者更多的工作。这些建造者常常不能把他们的唯灵论用于实践，没有实际运用，这种唯灵论对于中国人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内容。

除了纯粹自愿的外部支持，农村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已经兴起，它得到的外援和人员比中国任何类似的工作所得到的都要少。到1939年，艾黎是唯一，作为官方人员与中国工合保持联系的外国人，后来泰勒也被要求来作为官方的技术顾问，还有拉尔夫•拉波伍德。有几个德国难民和二至三个雇来在田间工作的外国机械师，但所有其它的帮助完全是自愿的。除了在兰州和成都，全部技术管理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对这种事实深感骄傲。在中国通常有一种倾向，怨恨外国人或传教士的领导，视其为“帝国主义者”或摆臭架子。然而，幸运的是，在中国工合里的优秀中国合作社员，不取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对他们运动的国际合作给予很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