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工合系统，为现代医疗第一次进入农村，提供了极好的组织基础。过去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医疗以及互相联系起来的医疗系统，现代医疗进入农村才能够实现，因为这两种形式会减少农民的经济花费。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合作诊所及合作医院，目前在扩充不足的医疗设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帮助，就可以在前线附近地区,建立许多这样的组织，来补充目前军队医疗供应，照顾内战受害者及游击区的伤员。从长远的观点看，由当地政府支持建立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是有效预防流行病传播和保护公众健康的唯一希望。然而，这些努力必须靠不定期资助和临时措施。

据统计，中国现在有一万零八个已注册的开业医生，加上五千零二个护士、三千一十二个药剂师和六百五十个药商。据闫博士说，有五百六十五名医生已应征入伍，为部队医疗服务，还有三百七十个预备役医生。现在，在自由中国，在军队和红十字会服务以及开业办医的医生，没有超过应致力于这一紧急任务的一万人中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在上海、香港和其它沿海城市。需要一种可行的办法，来动员这些医生到内地工作，给他们经济保证，这样，他们才能毫不迟疑地放弃城市的业务，到内地来进行这一紧急工作。只有组织起来，医生们才能在内地成功地进行现代医疗。单独进行，冒险太大，没有人愿意干，甚至在极度贫困时，也不愿意干。国家卫生部主任闫博士说，“国家公费医疗是作为一种最适合中国经济和其它原因而被采用的制度。”还可以补充一点，国家公费医疗，能够通过合作经营管理来补充，这就把大量内地的医疗工作放在了永远自助的基础上，不过多地依靠政府补贴。

工业合作社渴望建立一个好的医疗服务机构和公众健康设施，虽然获得此项工作所需资金十分困难。通过自己制造大部分设备及必需品，能大大减少花费，整个系统能够自给自足。

第一所工合医院有六个床位，是于1939年4月在陕西西部的模范“工合城”成立起来的。一张床位费一天不超过十美分。这座医院，有一个门诊部，一个病房，一个手术室，一间宿舍，一个厨房，是由唐文好博士开办的。唐博士是一位热中于合作社的基督教徒，第一年的开办费在八百美元以下，包括付给一个医疗助手，一个护士，一个学生护士和一个事务行政官的工资。第一年的所有花费是八千二百二十七点零二中国元，当地的医疗费收入是一千六百十七点六元。其它的资金由捐助得到，当地的中国工合技术处，香港国际委员会，伦敦市长基金，美国顾问委员会，以及路易•艾黎和中国内地传教团的索姆普逊小姐个人都进行了捐助。

合作社社员的挂号费规定为一次一角，外面的病人一次两角，医药费和包扎费每个社员二角到三角，非社员四角到五角。出诊费白天五角，晚上一元；非社员加倍。社员免收手术费，非社员根据情况付钱。为贫民、难民、当时付不起钱的穷人做了大量的免费慈善工作。

在医院开诊后的几个星期内，唐博士就给附近约五千个合作社社员和一千个其他的村民种了牛痘。根据他1939年4月至1940年3月的报告，唐博士已处理了三千三百四十七个临床病例，包含五十三种不同的疾病。有五十例斑疹伤寒，一百一十五例疟疾，四十八例甲状腺肿，一百五十四例流行感冒，四十七例梅毒，五十一例哮喘病，一百零三例压伤，十三例枪伤，六例狗咬伤。

唐博士进行了几次公众健康检查。城里二百五十二个合作社社员一次体检说明，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二的人身体健康。从当地农村人口横断面来看，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中，百分之六十二的人患沙眼，百分之九点八患疟疾，百分之七点九患皮炎，百分之六点一患花柳病，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二的人身体好。1940年5月1日，中国工合组织了一次大卫生运动，清扫全村，修建公用水井等。

中国工合进行这种工作，不是基于慈善或纯粹改良。身体健康对工业的效率和得失，在工业合作社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至关重要的。流行病的传播，是生命攸关的事，因此，工合地区的农村医疗和公众健康事业,是经济的需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医疗工作才真正地发展，并在中国卓有成效。

唐博士正在陕西东部办一所新医院，西北总部机灵的妇女部办了他们自己的医务所，由第一流的护士杨得琦女士负责，杨是北京联合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有七年的医疗经验，还有其余三个能干的护士。开办费用和经营花费，由1939年宝鸡联合商店的利润拨款及伦敦市长基金捐助提供。这些护士，积极促进公众的身体健康，花费白天部分时间拜访家庭和合作社，在开业的一个月里，医务所就处理了病人二百四十九个社员，十九个学生。进行了二百七十二次治疗和一千二百三十次检查。护士们进行关于公众健康的一百四十五次个人交谈和三百九十八次小组演讲，进行了一百一十九次家庭拜访。每月医务所经营花费为二百元(少于二十美金）。

任珠敏小姐为办这个医务所请求帮助，在她最初的呼吁书中，她说:“目前，妇女部有六千个妇女，二万个婴幼儿，一千个工合小学生，一点医疗服务都没有，中国工合的健康服务事业同上海的医院比起来那样地有限。”

重庆有一个诊所，西南总部有一个，成都正在办一个，还计划在那里办一所医院。每一个总部都在为此事呼吁帮助。在东南总部，王朗呈交了一份急需建立一所医院的预算，要求六千六百五十元的医院设备及房屋费用，九百六十元的月经营费，直到医院能自给。

目前，把现代医疗带入中国内地，对各地医生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好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过去捐助过许多钱，而没能建立起一个经济上完美、自给自足的地方医疗系统的协会，更是如此。混乱和战争损失造成了急需。新的工业和新的组织形式引起了新经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