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西北工合总部出人意料地接收了一名体弱多病，年轻的剑桥大学英语毕业生，他志愿作工合的宣传工作，并担任英语书记员。此人就是乔治•阿尔文•何克，他在中国北方游击区进行了八个月旅行之后，才到达旅途的终点。这八个月中，就有几个月是在河北西部的一间条件极差的小屋里度过的，同令人骇然的疾病——斑疹伤寒作殊死的博斗，在中国，西方人很难从此病中恢复过来。除此之外，他还曾两次患过流行性感冒，一次患痢疾。

这位有进取心的、不寻常的年轻人，是人称伦敦的“简·亚当斯”的穆里尔•莱斯特（简•亚当斯，1860-1935年，美国女作家及社会活动家，1931年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的侄子，战争开始以后不久，他就来到了中国。在汉口陷落之前，他一直在那里做自由新闻工作。然后，他决定进行一次通过日占区的冒险旅行，像詹姆斯•伯特兰和埃文斯·卡尔森在此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在汉口就已经听说过工合的事，并决定实际去看一看。他从北京步行了四百英里的路程，越过了危险的战区，到了西安。在途中，有人偷了他的手表和照相机，胶卷被扔进河里。他接受了沿途许多游击队司令部的指导，但由于讲不好汉语,使得他几次在混乱中被遗忘，因为这些司令部迅速而又秘密地到处转移。这位旅游者表示,他有点惊奇地注意到，日本人并没有打过陇海线上的黄河，尽管这里到处是日本人的枪炮，他在600码以外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这些东西。当然，原因是这条铁路将日本货物运往内地，日货甚至都充斥陕西，包括延安、西安和工合的堡垒本身。

阿尔文•何克已经写下了有关工合工作的许多迷人的报道。这些报道展现出了一幅幅真实生活的画面。其中一篇是有关罗斯福夫人的……

1939年1月19日，路透社的一则电讯突然从华盛顿特区传出消息，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已经同意在美国作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全国发起人。在遥远的中国陕西的一个合作社村庄里，一群工合工人从中国报纸上读到了这条消息。那是1月21日，星期天。几天以后，菲律宾航班带着一条工合造围巾，作为感谢美国第一夫人的礼物，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旅途。这条围巾的一端绣着工合三角商标和“U.S.A.”字样，这是由杨建珍小姐的一双奇妙的手绣上去的，她是工合最好的刺绣工人中的一个，曾一度沦为穷苦的难民。在这件事中，阿尔文•何克亲临其境，并作了如下描述：

在一严寒的冬日里，一个小组围坐在一堆木炭火盆周围。突然，总工程师吴氏，密执安大学毕业生并曾受训于福特汽车厂，几乎从他的椅子里跳起来，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大声喊道：

“罗斯福太太已经加入了中国工合！”

听到喊声，其余的人员迅速从外面涌进来。吴先生详细地陈述了这条好消息的意义。然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歌本，大家一起热情地庆祝，唱起了美国歌曲——“星条旗永存”，“美国南方之歌”，“美国北方笨汉”。唱完之后，他们又一起去外面参加节目似的饺子宴会。

“我们不能让罗斯福夫人只享受这样的祝愿，我们必须送她一点东西，”一位来自十八里铺补给站活泼的姑娘说。在她们那里，捐助工合的资金救活了几千名遭受水灾的难民。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吃饭的筷子陡然停在空中。罗斯福夫人能对一块肥皂或一根蜡烛感到满意吗？一瓶墨水或一双鞋呢？花生做的润肤香脂呢？用于她的自行车灯的植物油呢？用于她的马匹的铁掌呢？一条毛巾或一支牙刷呢？工合仅仅生产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没有奢侈品。

“那么，什么东西呢？”总工程师喊了起来，美国腔显得很重，“我们不是有一个月产量为一万七千五百码丝绸的丝绸纺织厂吗？拿出一点行吗？”

“但是，这还不如她在华盛顿买的好呢？”从十八里铺补给站来的这位姑娘说。

“对，是这样的。但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就很值得。”

全体人员休会，去丝绸合作社挑选最好的绸布。这是一种颜色深红的绸布，这种颜色的绸布通常是中国新娘在婚礼日穿的，大家认为这种绸布不适宜作美国第一夫人的服装。因而他们决定做一条围巾。

第二天，当几十名为工合制作军毯的妇女，从十八里铺补给站赶来接受指示时，她们就知道了这个故事。通过这种小道传递消息的途径，这件事很快便传遍了整个西北。

杨建珍小姐这一天下午刚绣完最后几针，一位特别信使便急忙将围巾送往西安，去赶往在香港的菲律宾航班。

在西北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六千名妇女难民中，许多人在给日本的炸弹和炮弹的袭击中，失去了孩子和丈夫，而这些炸弹和炮弹正是美国提供给日本的。这些人已经开始感到，整个世界已经忘记了中国。罗斯福夫人在美国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中的姿态，已经赢得了她们的心,正如罗斯福夫人在过去八年中所进行的工作使她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喜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