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伦敦的皇家艺术学会从新西兰著名的雕刻家，弗朗西斯•舒罗克的手里，接受了一尊粗鲁而朴实的爱尔兰和英国拓荒者造型的、精美的半身雕塑像。路易·艾黎，雕像的模拟原型，吃惊地发现，他自己以铜像的形式而变得不朽。他说，他在新西兰对名誉所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作为著名的国际橄榄球明星弟弟的兄长。在对家乡的访问中，给他提出的最普通的问题是“同黑人有关系吗？”（这位年轻的弟弟，现在是工党政府通过建立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服务机构，改善农村教育工作方面的领导。）

然而，在中国，艾黎却早已在成千上万的伤员、孤儿、学徒、逃荒难民、战争难民，以及上海工人的心中，为自己确立了一种永久的地位。他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首席顾问和执行秘书经常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现在，他深受千百万人民的爱戴，更不用说那些正在热情支持这一运动的其他民族的积极追随者，这些人支持这场运动，部分原因是对这位非凡人物的正直、诚实和功效的信任。

作者同艾黎第一次相见，是1937年上海战争的后期，当时这座城市仍然余火未熄。艾黎带我去看望一位受伤的男童子军队员，这是他的许多门徒中的一个。随后又去医院看望了其他伤员。他一出现在伤员面前，伤员们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他给他们一个个照像，以便送给他们的亲友。伤员们耐心地等待着，可怜地想方设法，把原先长着胳臂和腿的残肢部位隐藏起来。第二年11月，艾黎去江西成立东南总部时，偶然碰到一群肢体残废的乞丐，也听到了同样的呼喊声。艾黎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发现，我们上海医院的那些伤员都在江西。他们也想组织合作社吗？好吧！制定几项计划吧！我希望这些计划将能实现…找一个人教他们香烟制造技术。我在那里有几分迟疑而笨拙地对他们讲话，却遇到了今生难忘的欢迎。他们简直成群结队地围着我欢呼，多么可怜的乞丐们。他们已经决定，宁肯死在那里，也不愿到任何其他地方去。”于是，使伤残士兵恢复正常生活，并使他们重新过上文明生活的首次重要尝试，就这样开始了。

在艾黎视察访问期间，看到了几百名患疟疾、痢疾等疾病的轻伤员躺在路边，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身上仅裹着从印度进口的很薄的再生棉毯。他建议，工合应该下达命令生产羊毛毯，努力为中国军队首次提供毛织品，而这时日本士兵经常穿着毛制服装,羊毛却是从中国西北购买的。于是，四十万条毛毯已在规定时间里生产出来了，随后还有一百五十万条的定货。

这位一直冒生命危险，忙于做危险工作，从未抽出时间讲述个人经历的慈善家个人的背景究竟如何？他不喜欢出风头，任何对他个人的表扬，会使他格外局促不安。他在中国尽力融洽相处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多做最艰苦的实际工作，并对同事朋友开诚布公。

艾黎于1897年12月2日，出生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区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最早的拓荒者的家庭里。他父亲祖籍爱尔兰，母亲祖籍英格兰，都具有清教徒世系。他的双亲绕有风趣的给他取名为“路易”，就是从早先一位反对英国士兵，争取独立的毛利人首领那里取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长期倡导农业合作化，并就此问题和教育问题写过不少文章。因而艾黎对于合作原则有一个早期的背景。他的母亲家中原有七口人，而现在唯一活着的就是她。她是新西兰为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并赢得这一权利的首批妇女中的一个。她的大儿子在加利波利受伤，后来于1916年，在法国领导第一个新西兰壕沟突袭队中阵亡。年轻的艾黎于同年从学校毕业，并跟随坎特伯雷第一步兵团到达巴黎。他曾两次受伤，并由于在战争中勇敢而荣获一枚高级勋章。

1919年，艾黎作为伤病员返回家乡。他说，他“占了新西兰塔拉纳基省一块‘不毛之地’中的两千英亩未开垦的丛林地，并且以生产粗羊毛度过了经济萧条时期。1921-1926年间的那次萧条，使那么多的新西兰农民破产。但这却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经验，以便于去开辟,去建设，去了解什么是劳动，并在战争的疯狂之后重新获得某些理智。工人们更加艰苦地工作，穿着并不比中国上海的清洁工人强。”

艾黎机警的见解和冒险精神并不符合牧羊业的要求。于是，1926年，他把大牧场他自己的那一份留给了他的同事，并决定去中国“看看新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悉尼，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艘从附近岛屿接走契约已满的广州工人的不定期货船上当无线电员，电台在香港便停止播音。这是他第一次同中国工人接触，当然后来他对中国工人逐渐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于1927年春到达上海，正值这座城市处于它的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期之中，这时国民党革命和上海的工人斗争达到高潮。他在上海市委员会取得了一个职位，起初是上海消防队的工厂巡视员，后来是刚成立的市工业部首席工厂巡视员。1938年6月，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参加了在汉口的中国工合行政机关。

在每日对工厂视察期间，他逐渐对中国工人和工业问题有了透彻的了解。他这样评论道:“对上海租界4700家工厂和工场(战前）的视察，使我深信一种较好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中国工合的两年时间已经表明，这就是一种较好的办法。”

艾黎密切接触工厂的状况，这些状况使得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历也为之黯然失色。他以巨大的精力致力于改革和工厂的安全，却招来间接的罢工和劳工麻烦。形势无望，但他的名字却为租界里每个厂主、每个工人，以及成百上千名曾受他帮助，才获得公平待遇和补偿费的普通工人和工厂事故受害者所知，并受到他们的尊敬。

1928-1929年，艾黎度假支援绥远饥荒救济工作，又在1931年的长江大水灾期间，放下市政府的工作，帮助修建堤防、解决难民安置工作。1937年，他度假一年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考察工厂，以求获取有关工厂安全和工人福利方面的信息。

在他救灾的几年里，每年都收养一个中国孤儿，这一试验获得惊人的成功。他在上海他的单身汉家庭里，对他的儿子“迈克和艾伦”百般照料。大儿子艾伦，在上海时髦的圣约翰大学里成为班上的主席。“迈克”现在正在帮助他的养父做工业合作社工作。迈克和艾伦是艾黎信任中国普通人民的两个主要原因。

艾黎的大多数暑假是在中国内地徒步旅行中度过的。在此期间，他近乎在每个省调查了农村工业。就此主题，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不少小册子。在其他假期里，他研究了华侨的生活，并写下了自己的经验。（顺便提一句，他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文学天资）他的有插图的小册子的部分题目是：《中国农村棉纺工业》，《中国农村造纸工业》，《一个青年人的史诗》，《绥远省农村生活》,《当前战争的一幕》和《江苏南部的农村儿童》。他已出版了几本有关上海工业状况研究的书，诸如：《上海工业中的铅和锑》，这是他同普拉特一起，为莱斯特研究院准备的。

同大多数上海人不同，艾黎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学习汉语的读写，能流利地讲几种方言。看来他真正喜欢中国人民，并同情他们的一切苦难和问题。他已经通过学校，帮助了一系列穷苦的中国学生，在他上海的房子里，经常挤满了准备远征和试验的男童子军。

弗朗西斯•舒罗克制作了这位拓荒者后裔的轮廓分明、神态坚定的半身雕塑像,显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洞察力。但是,他没有能够抓住随便梳在脑后的沙色头发下的那双无限诚实的蓝眼睛，也没有抓住他的精神和智慧的力量。艾黎是一位已经征服了新世界，并赢得了信徒的最早移民型清教徒。由于强烈地反对腐败和自私自利，他无限同情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多年来一直在尽力改善这一阶级的命运。他对受迫害者怀有好心肠的爱尔兰人的同情心，具有宽宏大量和仁慈善良的灵魂。他办事认真，刻苦好学，性情温和，敢于站出来维护他所相信的事物，并像一只叭喇狗一样，捍卫着年轻的合作工业。他从最初时刻起，就一直是这种合作工业的引路天才，得到他的中国第一流技术朋友的支持，并且在最近又得到了其他几位外国合作社专家的支持，这些专家将在以后讲述。

从外表看，艾黎是运动员类型的人——粗壮，具有坚实的肌肉和充沛的精力。他几乎构成一个正方形，看来活动困难。这种天生的力量，在他当前的工作中，是一种无价的财富，当前工作要求他过“苦力”生活。他似乎像蒸汽机一样不知疲倦。经常围绕他的是空袭、盗匪活动和前线战况的危急，他的所有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忧。

在过去两年里，艾黎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危险的旅程，其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经历和他对内地战况的观察，一定能写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他迫使自己步行几天，到偏僻的地区去。他已经骑坏了几辆自行车。他经常在马车和卡车上被颠来颠去，许多日子是在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公共汽车里度过的。偶尔，他可以走运乘一次飞机，而机票通常必须提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预订。他说：“住在污秽不堪的客栈里，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老鼠拉走了我的肥皂，咬破了我的鞋、衣服和文件。”他一到汉口，就尽力动员工厂主，把他们的机器搬往重庆，一位工厂主竭力制造谣言,说他是一个“间谍”。对那样的人，这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能说些什么呢？他在各省调査期间，常常遭到愚蠢官员的指责，说他“为日本人做间谍工作。”这对艾黎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些事情是开拓者生涯中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任何一个进步的运动中都是这样，特别在中国。谎言终究总会破灭。人们一了解艾黎，所有的偏见就掉入它们所属的泥潭。实际上，人们是不可能批评这样一个人的，不论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所听到的对他最激烈的议论是，他具有爱尔兰人暴躁的脾气，难以容忍腐败和惰性，以及他对政府官员从不设宴招待。

要踉上艾黎旅行的步伐谈何容易。甚至邮递员也如此。他的追随者抱怨说，他行动太快，根本赶不上，而一系列文件副本还必须发往许多地方。回顾一下他在过去三年里的旅程和已经完成的各种工作，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他请了一年假，调查了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工厂，以获取有关工厂安全和工人福利的信息。1937年底返回中国，置身于上海战争时期混乱的工业形势之中。在这次环球旅行中，他还收集到了有关华侨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大量有趣材料。1938年初，他发表了这些材料，出版了一系列带插图的小册子。这些册子包括了他对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夏威夷、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中国人进行研究的资料。

1938年6月较晚的时候，他同英国大使一起乘飞机去汉口，在汉口，他组织了工合总部，帮助安排向长江上游转移工业机械的工作。8月，他同卢广绵带领一千名难民和一些机器，乘火车去遥远的西北，在那里，他们建立起了西北总部。

9月，他返回汉口，又从汉口乘飞机去香港，协商宋子文博士提供的一笔二十万元贷款，并补充技术人员、购买机器。他于日本人占领广州前不久的10月，乘坐一列弹痕累累、破旧不堪的火车,从那儿出发，到达江西,建立了工合东南总部。在江西，他经济拮据，甚至连个人旅行费用都没有。汉口办事处把属于艾黎自己的700元钱借给了他，因为自从7月以来没有发过薪金（直到第二年还未发）。由于汉口和广州的陷落，交通被迫中断。只是当菲律宾的两万元捐款来到时，他才能开始工作。从10月到12月中旬，他在这一地区组织补给站，亲自调查本地资源，并提出了在福建以及浙江的工作计划。他还不得不一连三天，在雨中行进，这只是他的许多动人的经历中的一幕。他去浙江省的路程，是一段靠近日本战线的危机四伏的旅途，在一场车祸中，他被摔出公共汽车，手臂骨折。在南昌，他被迫住进一家已遭毁坏的旅馆，该旅馆的窗户已在几天前被炸弹炸落。

离开江西后，他去了湖南和广西（在这些地方，他会见了省上的官员，为工合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2月底，他乘飞机从桂林去重庄。他报告说,“在桂林，刚好在我们的飞机冲入云端后，日本人就赶到了机场，并把这块地方夷为平地，这真是一场悲剧。”

I939年1月，这位不屈不挠的旅行家又返回西北，走村串户，视察自他第一次访问以来所做出的事情。他异常兴奋、自豪，并颁布了宏伟的扩大计划。在双石铺，由于疏忽，就寝的房子关闭太严,他几乎被木炭炉子窒息而死。在此后一天时间里，他双眼看不见东西，双腿更无法走动。在这次旅途中，他到了陕北，在那一复杂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工合补给站。

然后，他返回重庆。以后又去察看江西规划的进展情况。4月，他对大部分为日占国土的长江地区进行了一次冒险旅行，然后又亲自在福建、浙江和安徽建立了新的补给站。安徽距东南总部七百英里，处在作战区的中心。

灾难降临了。在5月和6月的六个星期里，他一度在江西患伤寒，病得很厉害。这时，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开始了。在6月的空袭期间，不得不每天把他从汽油库的住处抬往乡下。合作社不得不同时从城市疏散。大家都非常忙碌，而他却得到了最好的照顾。香港委员会派来一位医生，用飞机将他接往文明地区。但他在香港只呆了几天，没有采纳医生要他恢复几周再走，并注意日益严重的坏脾气的忠告，仍然遭受病魔和坏脾气之苦。

艾黎想返回重庆，参加7月19日召开的工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如期举行，他参加了会议。8月4日，他不顾身体依然虚弱多病，踏上了去松潘地区艰难的历程。在那里，他组织收购羊毛，以实现他最得意的军毯计划，从而振奋朋友们的沮丧情绪。同时，他还建立了供西藏人纺织羊毛的自贡补给站。

他于1939年底回到成都和重庆。1940年1月又返回西北。在兰州，一枚二百磅重的炸弹落在他和梁士纯房间隔壁，把他俩从床上掀了出去。春季他又去东南各省察看。然后，他返回重庆，于7月7日出席了中国工合第二届年会。

艾黎的考察报告是广泛信息的源泉。他寻找油矿、金矿、煤矿，调查本地工业和难民状况，随时改进机械工艺。他以惊人的速度工作，建设未来，希望工合迅速扩大，以满足一切紧急需要。他喜爱的口号是“几个合作社站不住脚，而几千个却无比坚强。”

也许从来没有其他外国人，这样一心一意地参加中国内地意义深远的重建运动的实际工作，当然，没有外国人曾经在比此更艰苦的环境里工作。幸运的是，他有许多老朋友相助，像培黎工程师们，专管伤员恢复工作的中国公谊会教徒领导人波恩，艾黎在上海穷苦孩子就读的梅德赫斯特学院认识的拉尔夫•拉波伍德，以及其他人。人们通常提出的问题是“他如何能同中国人一起工作得那么好？”这在通商口岸中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艾黎却做得相当好。艾黎担任其职务的最重要的资格，除了他具有对中国工业的个人经验之外，就是他具有因陋就简，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的能力，以及出色地处理工业合作社不得不应付各类中国人的能力。在面临旨在把现代合作工业推进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的情况下，来自国外的其他专家，总会以失望和愤慨的心情放弃这种努力，而艾黎却可以从容地对付这件事。他并不要求在开头时就尽善尽美，而具有对最终目标的高瞻远瞩，这一目标并没有停止在示范中心的水平上，等待摄影家来访和学究的吹毛求疵。对他来说，工作并不是图表上的试验,而是包含有人类生活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活生生的运动。他的个性和背景，似乎是专门为他在战争和破坏之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一个国家的戏剧性努力中所起的作用而设计出来的。在中国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正在成功地同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难民和村民一起工作。在度过了十三年的苦难经历之后，艾黎对他们所给予的无限同情心和信心，便是一个人无法再找到的最好见证，表明他从中国人民那里继承了许多优秀品质。一个人只要充满信心，就没有理由放弃对这个巨大国家最终未来的信念，尽管它现在还落后，并有不少缺点。

一位跟随艾黎工作多日的中国人说，艾黎是一个“超人”。也许艾黎会给这位评论者提出一条看法不民主的缺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位具有创造精神的个人的活动，对人们是--种鼓舞。我冒着艾黎不满的风险，把他给他的朋友约瑟夫•培黎用过的话又用给他，“他像巨人一样屹立在这黎明之中，而我们却如此无力地在黑暗中摸索，对有能力做的事，我们也做得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