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

一、抗战初期，我见到了很多中国工业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因为我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曾为中国进步力量尽过力，我开始考虑如何以我在上海等地工业界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为抗战力量服务。许多难民涌向内地，如何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抗战中的经济力量？

二、想过所有这些以后，我去见爱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派克·斯诺(Edgar and Peg Snow)。他们刚从红军地区回来不久，鼓励我写出我的计划，我照做了。我拿给斯诺看，我们一起又作了补充。然后，斯诺又让鲍卫尔（T.B.powell)把全文印成小册子。斯诺约请各方面的朋友组成上海促进委员会，以便为人民工业的计划开展广泛的运动。我记得胡愈之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三、斯诺通过一位朋友，托英国大使把“工合”计划带到临时首都武汉。那里的负责人接受了它，让斯诺通知我去武汉。我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后，感到孔祥熙的态度很冷淡，不愿意搞。但在武汉的抗日团体的影响下，他最后又同意了。“工合”全部采取使他的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小工业方式。在取得他的合作上毫无疑问起到了作用，因为他是行政院院长，“工合”要在各省设立，他的合作是重要的。

四、虽然如此，“工台”的领导人选还必须是孔祥熙能接受的。所以我不得不让刘广沛任总干事。我聘请杜重远任副总干事，但是他谢绝了，去了新疆。我又聘请章乃器，他虽然应允，但不来工作。沙千里任推进处长，但后来国民党坚持辞退他。同时推进副处长胡子婴也被辞退了。

五、在武汉，我常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他总是鼓励我进行下去。博古几次来看我，帮助我制定政策。“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它国家对“工合”的支持，因为国民党特别对于来自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敏感。除非是前线工作在所有非敌占区普遍开展的情况下，不要径直到延安或新四军去设办事处。但首先要在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区设立办事处，并在其它省进行工作，那里工作开展以后，从那里可以把人和机器的援助送进解放区。

博古同志让我尽可能把武汉工业迁到西北去，因为他感到整个西北很可能成为游击区。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不顾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反对，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六十座其他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座迁到西安附近。

六、我们能够阻止国民党窃取从国外捐赠给我们的捐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香港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先由普律德女士(Lda Pruitt)任干事，她去美国建立美国委员会后，由陈翰笙博士任干事。香港沦陷以后，向延安转送捐款，要经过在宝鸡的西北区办事处，由于蓝衣社、CC分子等等的活动增加，困难越来越大。后来，我们又设立了晋豫区、浙皖区等办事处，以便更好地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强联系。但是困难一直在增加。当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时，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

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第一次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他已先给香港囯际委员会去信要求给延安以援助，可能已经援助了一些。我向他汇报了所做的工作，他鼓励了我。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又到了延安，又见到了毛主席，他要我特别给贺龙将军以援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曾从延安去榆林，在延安边区政府“工合”事务所的一位干部李志成的帮助下，“工合”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事务所。一九四〇年初，毛主席从延安派了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几位同志到宝鸡和双石铺，以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双石铺地区工作的开展(因当时认为那里可能成为游击队的中心)。由于这个原故，西北“工合”在双石铺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合作社，并设立了双石铺训练学校，这是“工合”的第一个学校，最后迁到山丹。

八、我询问贺龙将军的解放区最需要什么，听说他最缺做手榴弹的铁。于是我去洛阳，看一看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些款项，并把山西东南部的一个炼铁小组迁到山西西北去。

九、在东南区，我们安排让工人把机器、物资从宁波疏散到浙江西部的遂安去，靠近新四军，以便能够帮助他们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等。叶挺将军对“工合”的支援曾写信表示感谢，并要求更多地供给。我两次到过那个地区。第二次去是到安徽茂林，我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工业合作社中心。在“皖南事变”中，我们在那里的事务所首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他们用机枪攻打，打伤一个会计，然后把职员从那里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十、“工合”在那些年月的历史，是经常遭到反动势力压迫的历史。“工合”在江西遂川的龙会计是一位老红军，遭逮捕后，在狱中被杀害了。后来在遂川工作的主任也被捕，关在泰和监狱中。东南区“工合”的许多工作人员也陆续被捕，理由是他们有“危险”思想。在广东北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里，有一个地下共产党组织。浙皖区办事处孟主任率领合作社人员在从兰溪撤退时，与反动军队作过战，后来被捕押送到泰和。在云南大理一位六十四个合作社的组织者被捕了，以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在陕南的汉中事务所主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后来听说被活埋了。在宝鸡的西北区办事处，先后有十八个“工合”妇女工作人员被捕，被送进西安集中营。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宣布，在东南区，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十一、在一九四二年末，国民党解除了我在“工合”的技术顾问的职务，尽力迫使我离开中国。给我加的罪状是:我在洛阳与共产党员共同搞阴谋，利用蒋夫人的款使瑞金的八路军有所依靠，为新四军制造草鞋等等。虽然如此，我仍留在“工合”，担任国际委员会做实际工作的干事职务。

十二、我被行政院开除以后，大部分时间留在西北“工合”，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个“工合”训练中心。估计在一九五〇年就要解放，为西北未来的工作做准备，计划办一个八年制的学校，收容农民、难民的子女作学生。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我们不可能再在秦岭的双石铺工作下去了，所以就另找了一个地方——甘肃山丹。当时甘肃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正在那里，欢迎我到那里工作。在离开双石铺以前，我托“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赵叔义给周恩来同志带了口信，说倘若认为需要，我们都能去延安，但在那里得不到机器和款项，如果我们去山丹，就能得到这些。如果几个月内他没回信，我们将按计划去山丹。后来没有得到回信，我们就向甘肃西部进军了。

“工合”的三位发起人：中为路易·艾黎,左为工程师吴去非，右为卢广绵。

十三、在山丹，我们设立了一个训练中心，自力更生地工作，尽力争取一切国际支持，收集卡车和机器，总共成立了二十八个实验训练分队。青海的马将军决定在这所学校还没开学之前就把它摧毁，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解放时，我们为解放军运输，帮助了达马营新马补充站和玉门油田的解放。四十年代后期，美国的支援停止了，新西兰继续帮助我们，直到一九五〇年学校由油田管理局接办。一九五三年末，学校迁到兰州，改名“石油技术学校”，直到一九六六年，我一直担任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一九五〇年，我来到北京，与周总理会见，他让我仍回山丹工作。一九五一年，他派黎雪同志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黎雪曾任延安?“工合”主任，在这里他帮助康世恩同志工作。

十四、一九五二年“工合”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所有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即告结束。

十五、自然，在进行“工合”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別是在战时寻找职业困难的情况下，参加进来的有各阶层人物，但是具有好的政治动力推进我们工作到底的那些人总是坚强的核心，特别是在西北山丹。在“工合”后期，国外捐款分为三份。三分之一作“工合”行政费，三分之一供新四军，三分之一给山丹学校。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工合”一直得到宋庆龄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同志也一直鼓励和帮助我们。

　　　　　　　　　　　　　　　　　　　　　(—九七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