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Wang Bingnan　1908.1.1～1988.1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5.7)。陕西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转去德国，在德期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工作，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随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协助周恩来进行扩大中共影响的国际宣传。

1947年春随代表团撤到华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周恩来总理筹组外交部机关，开展外事工作。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历任办公厅主任(1949～1955)、部长助理(1955.1～1955.2)，中国驻波兰大使(1955.3～1964.4)。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在驻波大使任内兼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与美方会谈长达九年之久。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率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中日文化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并访问日本。1978年春，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中断来往16年之久的印度，受到英·甘地总理的接见。从1975年至1986年约12年间，亲自接待了上百个官方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并组织许多团体出国访问，亲自率团访问过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卢森堡大公国、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曾授予勋章，以表彰他对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所做出的贡献。1985年5月，响应联合国大会呼吁，中国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了以王炳南为主任的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在1986年国际和平年，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外事委员会委员。著有《中美会谈九年回顾》。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炳南同志初遇艾黎是在1938年，当时艾黎为组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事去武汉活动，在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听取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商谈如何才能争取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其后，王炳南被指定负责帮助艾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那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正准备去延安，艾黎得便与他们同行，并向毛主席报告“工合”计划，都得力于王炳南的安排。解放后王炳南同艾黎虽少来往，但互信的情谊仍在。来友协后，王会长听说艾黎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内定为“外奸”，其养子和学生不少因同他解放前有关联而成了“革命对象”，内心十分不安。当他知道1977年将是艾黎来华50周年，同年12月2日又是他的80大寿时，决定由友协出面，为艾黎举办一次隆重的贺寿活动，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半个世纪在华贡献的尊重和感激。在这次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讲话的是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这次不寻常的宴会不但邀请了有关各界领导人、新西兰驻华大使及艾黎的外国老友，还请了“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中国养子，抗战年代的“工合”旧友和老山丹培黎学校毕业生。小平同志宴会上中肯、热情的讲话道出了全场人士的心声：“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之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艾黎在华贡献第一次给予的最郑重、最全面的评价，不但打消了不明真相的人们多年来对艾黎的怀疑与歧视，也解除了同艾黎有关连的亲亲友友的心理负担，让人们拨开迷雾，开始看到一个真实的艾黎。 从此，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同志，好战友”成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一致认知。

艾黎80寿庆的大活动引起中央和各方重视后，王炳南会长感到友协有责任把艾黎这位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生平事迹如实推介给国人。在王会长的指导下，美大部对艾黎的接待工作从被动满足其日常要求转向主动征求其意见，并在其帮助下与国外的老朋友恢复联系。同时给他配了专职秘书，更认真地处理他的写作翻译、出版等事。美大部领导和王会长本人常抽空找他聊天，了解他的需求，前来拜访他的老友和采访他的中外人士也与日俱增。

1982年又迎来艾黎的两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1927年4月21日他抵达上海开始在华生活的55周年；二是他的12月2日的85岁生日。王会长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美大部交出一篇全面介绍艾黎的传记性文章，由《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当天发表，我被责成执笔。我那时对艾黎了解有限，在王会长的指点和美大部同事们的支持下，如期完成了任务，写出6000字的长文《老战士的光辉历程》。没想到，此文很快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其中既有过去同艾黎有过交往的老同事、老学生，也有除了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外，从来没听说还有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一生的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

秋后的一天，王会长对我说他正在考虑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在12月2日艾黎85岁生日时发表，要我帮他找些有关材料。他说艾黎是个非常有思想、有远见的人，他对中国的了解比许多中国人还要深，还要广，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他，学习他。过了些日子，王会长把他初步设想的文章内容告诉我，表示这次要着重说说艾黎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他说，艾黎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是“中国的小百科全书”，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提过很多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艾黎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建议是有实质内容的，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要我到秘书处找艾黎近年的致友协函，其中涉及大规模伐木毁林会造成生态灾难；修建水坝不解决淤泥堆积问题后患无穷；防止农民伐木为薪必须在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新能源等诸多问题。艾黎还强调，改革开放后必须注意青年的教育，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只向往过舒适的生活……这些意见都是1977－1984年之间他去东北、广西、海南等地访问后提出的，但当时并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王会长认为，艾黎提这些意见都是有预见性的，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认真研究。因此他要写的文章不仅是说他解放前的事绩，更要写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建议，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艾黎对中国的热爱和关心。文章就此定名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王会长为写这篇文章，从选主题，找参考资料，定内容大纲，到一字字修改草稿，这种高瞻远瞩的视角，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后来研究艾黎上了启蒙的一课。

从1982年起，王炳南会长日益关注如何促使艾黎自己写下他的自传，为后人留下一本可靠的艾黎传记，但艾黎总是推说他有更重要的有关中国题目要写，他自己“那点事儿没什么意思”。最后，他同意口述回忆，由别人代编写，作为自传出版。美大部这回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在他健康尚佳时抓紧完成。?

1982年甘肃省应老培黎校友请求，同意在兰州举行一次“山丹培黎学校创办40周年纪念大会”……艾黎和司宾赛大夫亲临这次大会和重返山丹在当地群众中掀起的轰动效应，显然激发了甘肃省政府重建培校的意愿。王炳南会长以友协的名义，配合推动有关各方积极支持响应，终获批准。计划还争取到来自新西兰和美国的部分资助。新中友协的积极人士汤姆·牛纳姆受艾黎之托，曾同倪才旺校长住守在山丹建筑工地，参与新校舍的设计和工程监督。新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在1987年4月21 日宣告正式开学。艾黎30多年的复校梦想终于实现了。

《艾黎自传》，大家全力以赴，赶在1986年12月2日庆祝艾黎86岁生日那天，由友协和《中国建设》杂志出版社正式宣布发行。

艾黎的晚年应该说是过得丰富圆满的。他之所以能不留遗憾地实现他恢复“工合”和培黎学校的好梦，而且把他多彩的一生经历和珍贵的人生感悟以《自传》形式留传于世，都与他同旧友王炳南有幸重逢有关。王会长的国际视野、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让艾黎的好梦得以在最后数年内一一成真，也使得人们更加珍惜他一生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1986年1月王会长结束在友协的任期，离职前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批准在友协成立一个统管艾黎事务的“艾黎研究室”，负责统筹规划进行有关艾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举办有关的纪念性活动等。

(《王炳南与路易·艾黎的晚年》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