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胡愈之于1896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鲁迅先生思想的熏陶。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回国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和《世界知识》等刊物。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就在这一年九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参与筹划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第一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为开创和发展人民的文化出版、文字改革事业和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胡愈之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恢复中国工合的提案人

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便纷纷组织起来，他们力求为拯救上海，拯救中国而出一份力。“星一聚餐会”就是当时由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一个救国组织。它是因所有成员于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会的形式相聚一次而得名。

参加这个聚餐会的著名人士，文化界有胡愈之、刘湛恩、韦捧丹、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已生、孙瑞璜、萧宗俊；银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宗教界有吴耀宗、沈体兰；妇女界有王国秀；还有上海工部局的陈鹤琴、严景耀以及秘书张宗麟和卢广绵等。开始时，聚会是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负责召集，刘湛恩遇刺后，改由胡愈之主持。

胡愈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前后一段时间，他曾先后在潘汉年和冯雪峰的单线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上海抗战爆发后，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与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参加了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为冲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根据组织意见，胡愈之在协会下又组织起各专业救亡团体，其中国际宣传委员会就是由胡愈之具体负责的。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租了一个会议厅，每天下午3点在这里定时向各方面的记者发布一次新闻。他们往往还要把各报进步记者采访到的消息，以及从正在秘密筹备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前身）得来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情况，及时译成外文打印出来，分发给记者们。因为这些新闻材料要比国民党官员提供的消息有用得多，所以，深受记者们的欢迎。广泛的接触，使胡愈之结识了不少外国进步记者，当时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斯诺，也就是这样与胡愈之相识了。不久，斯诺和艾黎作为胡愈之的朋友也被邀请参加这一聚餐会。

聚餐会最初的地点，是在法租界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后来为防止特务破坏，几乎每次都要换地方。聚餐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组织章程，但成员一般都很遵守时间，很少缺席。每次聚会，大家总是先谈谈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上海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围绕某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开展救亡工作，如何鼓舞士气，怎样增强群众对抗战的信心等等。因为成员里大多是各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士，所以，只要会上统一了认识的决定，事后马上就可以见诸行动。如组织上海各界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战捐款；号召各界1938年元旦一致悬挂国旗；为出版《西行漫记》（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鲁迅全集》筹资；为失业、失学青年开办夜大学等等，都是由星一聚餐会成员开展起来的。

胡愈之对斯诺的深入了解还是通过他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平沦陷，他来到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因为他们两家住的比较近，所以平时经常往来。斯诺告诉胡愈之，他曾去过陕北，还热情地拿出许多在陕北拍的照片给胡看。一天，斯诺借给胡愈之一本由英国出版社刚寄来的《Red Star Over China》样书，说这就是他的陕北采访记。胡愈之看了书后，发现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但为了进一步核实斯诺书中的内容，他便去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了解。刘少文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过陕北，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并用了个把月的时间每天与斯诺谈话。刘少文说，斯诺是可以信任的。根据刘少文提供的情况，胡愈之很快组织了几个人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视线，取名为《西行漫记》。在星一聚餐会朋友们的帮助下，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在交往中，斯诺与胡愈之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他向胡讲述了他们搞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胡愈之听后，感到此事很有意义，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它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第一次四人临时会议于1938年3月19日举行。4月3日，(胡愈之等)十一人会聚一堂，组成了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在上海京宫餐馆，主人是梁士纯。”在会议上，斯诺和艾黎将他们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会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斯诺他们在解答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应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去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流落到抗战后方的工人难民，从事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品。用这种方式建起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这样抗战就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斯诺夫妇还以去陕北实地考察的亲身体验，提出了在抗战后方发展小工业配合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这个主意得到了一致称赞，并推举徐新六为委员会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二位工程师吴去非、林福裕被推荐参加具体设计工作。

1980年，胡愈之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恢复工合的活动，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于1983年11月召开了中国工合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工合恢复活动。

参考资料：

1.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第112页。

2.卢广绵《星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