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在一个很少有外国人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度里创造了巨大的业绩。今天，他对当代中国的贡献至少可以和当年劳伦斯上校对阿拉伯人的贡献相比，也许还要大一些。劳伦斯给阿拉伯世界带去了用于破坏的游击战术，而艾黎却在教中国人如何建设，如何组织流动性工业的生产。

再过十年以后，能够对艾黎的巨大影响给予充分估价的中国人可能寥寥无几——而这正是人们难以了解的艾黎的成功之处。他知道，引导人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去引导他们自己。这就是他所兴办的那些著名的小型工业，对成千上万中国人所起的作用，这些工作把一贫如洗的难民变成生产者和对社会有用的公民。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国政府把这位新西兰籍猛干家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了出来，让他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首席顾问，当时，这个机构有名无实，没有一部车床，甚至连一把凿刀都没有。中国在战前建立的工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遭到破坏或陷于瘫痪。艾黎接管了这个烂摊子，并临时提出一个发展中国工业的新设想，这就是生产国货供应自由中国匮乏的市场。

在混沌中创造生机

艾黎的工合——以分散经营为特点的工业合作社——今天正在迅速发展，有关它的大部分统计数字往往不待付印，便又过时了。到去年十一月初为止，工合已经在十六个省，或者说在几乎和欧洲一般大的地区内建起了二千四百多座工厂。从敌后游击区到大后方，从蒙古高原到云南高原，到处都有工合的活动。现在，有二十五万多人直接依靠工合为生；此外，这个机构还为数千人提供就业机会。敌人的全面封锁（甚至在滇缅公路 还没有重新通车以前）也不像一九三八年那样可怕了。

在中国和“洋鬼子”的关系中，路易•艾黎可算是新式的外国人。他是“蛮夷”，但是他对中国古文的通晓程度却超过了大多数中国人；他是一位以恢复人类生机为乐趣的“顾问”；他是一位以中国各地的小工厂为“教堂”的“传教士”；他又是一个工业“巨头”，他每天工作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了他的“总公司”（比如，农家、骡马客店或者绿色的河岸)。

但是，这位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勇士，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人类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他说：“在一无生产二无生计的地方进行开发，在混沌中创造生机——这就是我们时代最伟大、最称心如意的事业!”

艾黎堪称为马可•波罗式的人物，但他的做法却和马可•波罗相反，他不是从中国带走种种奥秘，而是帮助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社会发现自己新的力量。

在干旱无雨的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在遥远的内蒙古第一次和路易•艾黎相遇，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样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是当时我发现他很不寻常。我们是“赈济列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列车正在张家口以西的原野上行驶，这个地区后来有三百万人死于饥饿。这一列火车除了我和一位中国官员乘坐的一节“公务车厢”外；只有一些敞篷车皮和货车车厢，里面挤满农民和货物。当列车进入一个车站后，我惊奇地看到一个欧洲人从货车车厢里爬出来透空气，我走上前去并作了自我介绍。

在黑压压，病恹恹的人群中，他的模样十分奇特：他头发蓬松发红，一根根竖立着；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上面蒙着尘土。他只是个中等身材，但是在那卡其布短裤下却露出两条极其粗壮的腿。当他叉开两腿站立时，看起来像是在地里扎下了根。但是，真正使我惊讶的却是他的头部，从侧面来看，那有点像刻在石头山上 的雕像。后来，艾黎的头部也给英国雕塑家弗朗西斯•舒洛克留下了同样的印象，舒洛克为伦敦皇家科学院塑了一面铜制的、题为《未来》的艾黎半身像。

当时，我只是怀着极其震惊的心情观察大饥荒的惨象，而他却是选中这块地方去度假的。整个夏天，他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瘦弱的儿童，使他们恢复健康。“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扪心自问。他显然不是福音传教士。我很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人们死于饥饿。没有多久，我就对灾情有了足够的了解，于是，我怀着迷惘的心情回到了北平，并为我的报纸写了一条关于这场惨绝人寰的灾情的报道。我记得，纽约有一个小男孩读了我的报道后，从美国给我寄来了一张一美元的汇票，托我转交给正在忍饥挨饿的绥远儿童们。据我所知，这是我的报道带来的仅有的一桩好事。但艾黎却做了很多好事。当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成了一个在饥荒中失去双亲的孤儿的养父了。

不久，上海租界工部局又把艾黎借调给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协助他重建在一九三一年被大水冲毁的长扛防护堤。我又写了一些报道，而艾黎又收养了一个因饥荒而失去父母的孤儿，作为他的第一个养子阿兰 的弟弟。艾黎为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迈以可 ，后来，他把兄弟俩送进上海的好学校受教育。

艾黎在上海工部局里有一些英国友人，他们都认为，艾黎的家庭是“很不寻常的”，收养孤儿“已经逐渐成为艾黎的一个习惯”。其中有一位告诉我说，这完全是因为“失恋”造成的。他说，“艾黎没能得到他所爱的姑娘，因此，他决定无论如何要自己建立家庭。”

在伊珀尔学到的一课

但是几年以后，那些不屑于和苦力同桌吃饭、更谈不上收养苦力的白人先生们不得不承认，艾黎是一个持家有方的父亲。那两个农家孩子在学习和体育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同学。在圣约翰大学，阿兰还被选为级长。

我认识艾黎一段时间之后，才了解他组织家庭并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因为他生来憎恶暴殄天物，他要抓住任何挽救人的生命的机会不放。一天，他向我叙述了他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或许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一九一七年隆冬的一个夜晚，”他说，“我和一个十八岁的新西兰青年一起在伊珀尔郊外搜索前进，他名叫杰夫，身体十分健壮。他过去一直过着糟糕透顶的生活，母亲在新西兰一家旅馆里做妓女。我们大家都瞧不起他。我和他因为都得了痢疾而在去前线的路上掉了队。忽然，我们来到一个毫无遮掩的地方，重磅炮弹在近旁爆炸，掀起一股股土柱。我们开始奔跑，却被一个我们应该进行救援的人绊倒了，这个人脸朝下躺在土里，已经不省人事，我绕过他继续前行。

“‘等一等，’杰夫向我喊道，‘他没有死？’”

“当然死了，”我咕哝着，心里急着要继续前进。

但是这个棒小伙子拦住了我，并站下来审视那个受伤的人。

“‘不，’他终于说道，‘他还活着。’”他转过身来同我讲理。在炮弹肆虐、土块横飞的战场上，他给我上了最使我感到羞愧的一课。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像现在这样被人丢弃不管时，你可能会认为，人的生命不可贵，’他说道，‘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就在几分钟前，这个人的生命对他来说正如现在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一样可贵的。’他接着又说：‘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贵的。’他最后说，‘请帮我一把，让我们把这个小伙子从土堆里拔出来吧。’”

“我们果真把他从土堆里拔出来了，他还在呼吸，我们救了他的命。我永远忘不了这一课，而给我上这一课的却是一个我原以为不如我的人。”一个人也许只有在获得这样的经历以后（这种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自我和巨大的生命集合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开始把他人及其疾苦当作自己每天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显然，在艾黎的思想中，滋长了浓厚的友爱之情。这不是说，艾黎变成了一个专门帮助他人进行自我反省的“拯救灵魂”的人——对于宗教狂热，艾黎比任何人都更无法忍受。但是你同他长期相处以后，就会从他身上吸取那源出于对人的生命的热爱的巨大力量。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具有那种惊人的才能——他能够使我们多数人可能认为粗陋无用的“原料”发扬其难能可贵的创造性的品质。

艾黎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火红色的头发和英国式的鹰钩鼻，他完全像一个能把中国儿童吓得魂不附体的洋鬼子。可是今天艾黎可能是最受中国儿童崇拜的外国人。成百上千个儿童得到了艾黎的帮助，他们中有童子军少年、工厂学徒和部队中的“小鬼”。

艾黎曾经从上海的一所“孤儿院”领走了一个来自饥荒地区的孩子。所谓“孤儿院”，实际上是强迫进行奴隶劳动和逼迫少女卖淫的场所。艾黎教那个小男孩为他做饭，从此，这个名叫阿香的孩子靠自己努力前进。通过每天晚上刻苦用功，他学会了英语和一些手艺。现在，他是工合系统中一个能干的组织者，担负着重要的工作。

街头顽童成新人

艾黎一再说，“这个国家统治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本国人民的巨大能力，你可以把中国大街上的任何一个男孩培养成有作为的人。他所需要的就是和过去决裂。”

艾黎可以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当然，他的几个养子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成了艾黎打开中国心扉的钥匙。艾黎收留了他们，而他们也果断地认为，中国应该收留艾黎。于是，他们一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艾黎还向他们学习汉语。就这样，他被引进中国人亲密无间的生活中去，他对中国人性格上的长处和弱点都有所了解。他发现，黄种人的许多创伤、痛苦和希望同白种人的创伤、痛苦和希望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他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作好准备，去接受后来意外的战争所赋予他的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的任务。

很久以后，我才获悉有关他的早年生活的许多片断。他是依靠自身产生活力的精力充沛的人，他推动别人从他身上汲取力量并投入行动。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特点：我和他相识十年以后才知道（这还是别人告诉我的），他原是新西兰的一个杰出英雄，他曾经由于作战勇敢而获得原威尔士亲王的勋章。

艾黎现在四十二岁，未婚。他的祖先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拓荒者，曾经为开拓美国和新西兰作过贡献。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他有两位叔祖志愿加入北方军，另有一位叔祖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创建人之一。艾黎的母亲参加过一个成功地为新西兰妇女争取到选举权的团体，而且她现在是这个团体唯一在世的成员。艾黎的父亲是一个独立经菅的农场主，同时还是一个小学校长和业余科学家，曾经为在新西兰制定许多进步的法律作过贡献。他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年致力于发展乡村合作社和工厂化农场。他主张建立一个把工厂的生产和使人类与土壤保持必要的接触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未来社会，认为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将会消灭城乡差别。

老艾黎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儿子们和其他青年，让他们在假日里学习共同劳动。他教他们试验各种劳动分工的办法。这样，他们都学会了如何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或许是培养首创精神和自力更生品格的诀窍。他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任何民族的勇敢精神和天赋才能都是值得钦佩的。老艾黎共有七个孩子，他用毛利族酋长路易•德曼尼波托的名字作为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德曼尼波托采用和美国的革命军以及今天中国人的游击战术类似的战术打败了英国殖民军。

有一次，德曼尼波托眼看要全军覆灭，英国殖民军下书要他无条件投降。这位视英军为强盗恶霸的老游击队员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战斗到底!”这句话虽然简单，但今天已成为豪言壮语。后来新西兰人和英军缔结了体面的和平，这使他们深感自豪。“我们要战斗到底”这个口号，或许最集中地体现了艾黎自己在当代中国建立的战斗工业的特点。

浪费——战争和平时期均有的罪恶现象

新西兰边疆的粗犷生活，使这位和路易•德曼尼波托同名的人练就了一副和那个口号的精神相称的体魄。“那是一个寒风怒号、生活极其艰难的蛮野之乡，”路易告诉我说。“我们小孩子像印地安人那样过日子：设置陷阱围猎野兽，或者到河里抓鲑鱼，然后把鱼放在灼热的石头上烤着吃。一直到被送进城里的一所新学校读书以后，我才开始穿上鞋袜——而且我很不喜欢穿鞋袜。”

“我喜欢修修补补，我想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她现在七十五岁，但仍然能爬到苹果树上去剪枝打杈。我的祖母在九十四岁时，还爬到苹果树上去剪枝打杈。直到现在，我母亲一看到什么东西坏了就非要把它修好不可。汽化器、牛乳脱脂器、缝纫机或抽水机马达这类东西坏了，她都能修好，而且她还能同时为十五个人做好一顿饭。她痛恨一切浪费，我也有这个特点，或许这也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

艾黎和他的哥哥是离开这样一个家庭应征入伍的，他的哥哥后来死在法国。艾黎受过重伤，中过毒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没有恢复健康。但是他说他“很高兴又能回家养花了”。他曾经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可是后来他醒悟了。过了几年以后，他终于发现了真正的事业——那就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艾黎回国后和一位曾经在埃及当过飞行员的老朋友合作，在一片大森林中买下一块面积达两千英亩的林地，经过清理后使它成为一个放羊的牧场。

他说：“我们借款买来了杂交羊，开始一度获利很多。但是突然间羊毛价格下跌。我们的牧场和良种羊变得一钱不值。卖羊毛所得的收入还不够支付把羊毛运到城里去的运费。最后，我们把数百磅羊毛一古脑儿地抛进了河里——而这时在别的地方却有数百万人衣不蔽体！战争对于人的生命及其辛勤劳动的果实来说，纯粹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但眼前是和平时期，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艾黎破了产，也感到困惑不解，他把牧场中自己的那一半股权送给和他合伙办牧场的朋友，然后出发到城市去。他在大战中结识的一些好友终于为他在上海工部局谋到了一个做工厂督察的差使。他到上海后，又看到了他所熟悉的罪恶现象——浪费。

艾黎发现，上海是世界上最无良心的饕餮人命者的天堂。在那里，一些肆无忌惮的无耻小人依靠几部机器以及使机器运转的资金，强迫那些不幸落入他们手中的童工按照他们规定的工时和报酬工作，每年赚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年的利润。那里有近八十万工人挤住在简陋阴暗的房屋里，在摇摇欲坠的车间里工作，生产着比日本货的价格还要低廉的商品。在这个工业痈疽里，数万名九岁到十五岁的儿童食不果腹，也很难吸到一口没有受到污染的空气。艾黎发现有成百上千名儿童患脚气病、糙皮病或化学物质中毒症。

“天天都有悲慘的事发生，”艾黎在信中告诉我，“而其中大多数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几家橡胶工厂发生了爆炸，几十个少女被活活炸死。在一家棉纺厂里，突然发生一阵恐慌，所有门户都被关闭，许多人被踩死。在一些缫丝厂里，一排排少女每天在热水沸腾的茧槽前站立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她们的手指被热水烫红肿了，而在她们的身后却站着手持钢鞭的监工。那些小孩子们有时一面劳动一面哭泣。这都是为了每天能挣鹰洋二角，把儿童带到城里，却让他们忍饥挨饿，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得连牲畜都不能忍受——与其出现这样的竞争，还不如没有工业的好。”

艾黎是在七年前担任工部局工厂总督察的，在那以前，上海和工厂督察一向是个肥缺。艾黎的几位前任退职时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艾黎非常认真地进行工厂的改造工作。他去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学习最先进国家的工业体系。在中国，他促使有关方面采用新的工业法规，并发起一个整顿上海工业的运动。按照新的规定，工厂老板必须拨出一点钱来保护他们雇用的工人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老板必须负担受伤工人的治疗费用，甚至必须改善他们的伙食。但是艾黎的权力非常有限。中国人只能在贿赂成风的法院接受审讯，而外国人又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

一九三七年战事爆发，上海工业的整顿工作停了下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日军占领上海以后，我曾经和艾黎一起跌跌撞撞地穿行在被大火烧尽的上海工业区的街头。被毁坏的商店和厂房达十四万多座。打仗才三个月，中国这个可怜的主要工业基地就瘫痪了。

艾黎为亚洲工业的健康发展而作的努力，现在都化为灰烬。用他自己简短的话来说，那些歪歪扭扭的房梁钢筋和残垣断壁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了解数百名因大火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和技师的身世。

艾黎总是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将来会有什么东西用来代替的话，那么，把这个可怜的‘马戏场’毁掉倒也不错。它已经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日本征服者瓦解中国人斗志的工作，真是做到了家，他们不给工人发工资，竟让他们服用吗啡和海洛因，企图把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尸走肉。我们在战前每天平均要从大街上抬走三万具无人认领的尸体，这个数字以后将要增加一倍。”

艾黎向中国官员和专家们警告说，除非中国找到一种科学地动员其人力、物力的方法，以杜绝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的浪费，否则，她是会灭亡的。艾黎最后提出了他的办法，这就是他所设想的既能满足战时需要，又和中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新型生产。这就是分布于各村镇而不时(是)集中于城市的小型分散的工场，它可以使劳资双方能够真正合作，而且，它不仅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能赢得和平。

艾黎逐渐相信，他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能够一举多得，它可以加速战争时期的重建工作、它可以用救济难民的物资来组织生产自救以取代施粥棚；它可以对劳动者进行技术训练和精神动员；它可以使中国内地迅速得到开发，以抗御入侵者的进攻。

工业合作社遍地开花

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状况对发展工业合作社有利。首先，战争使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地区被封锁，国内工业在战争期间可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其次，在日本强盗进犯面前有千百万难民逃往内地，这使中国有几乎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再次，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部分蕴藏在数年内尚不至于沦陷的地区。

中国政府的计划忽视了这些基本状况。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正统的经济学家，脑子里只想到大工厂和现代化设备。然而团结在艾黎周围的那些热心于工合事业的人则认为，中国要建设大工业，一无资金，二无时间，三无技术设施。他们慎重地建议不要使工业过于集中，因为凡是大型工业中心显然都会遭到轰炸。日军不可能轰炸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和农场，而工业合作社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现在，通过精巧的伪装在乡间建立起来的工业合作社已经有成千上万个（总目标是三万个）。

最近，不仅有必要把闲散的劳动力和资金迅速动员起来，而且有必要对劳动者进行训练和教育，使他们懂得国民的职责，从而在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艾黎坚持主张成立在工作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存在某种合作关系的合作社。这在艾黎看来不只是一种战时权宜措施。他设想未来工业区的生活应该有益于健康（也许这就是实现他父亲的关于工业区应有农村的新鲜空气的理想吧)。

一天上午，我和艾黎一同去见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大使先生曾经对工合计划发生兴趣并嘱咐我同那位新西兰人一起去见他。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在我看来好像什么也没有谈，但是我想这是典型的英国风格。阿奇博尔德先生和我们见面不到五分钟，便对艾黎其人作出正确的评价——从那以后，他就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他甚至利用自己的声望和特殊地位，说服蒋总司令和蒋夫人采纳工合的计划，并请艾黎去加以实行。

中国自己的经济专家对工合运动持讥笑的态度，外国的老中国通也是冷嘲热讽：“中国人在一起工作？”“中国人不会进行合作。”但是阿奇博尔德大使终于设法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放走艾黎，于是，艾黎就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去汉口和蒋介石会晤。蒋介石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艾黎说：“中国的旧行会就是一种合作社。中国人的家庭本身也是一种原始的合作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传统的做法应用于工业生产呢？”

艾黎一席话使蒋总司令、蒋夫人以及孙中山夫人颇受震动，孙夫人甚至把工合运动看作是孙逸仙博士倡导的民生主义的缩影。于是，中国政府向艾黎慎重地发出了绿灯信号。据我所知，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让一个外国人承担具体地领导一个社会——经济运动的巨任。

培黎和福特的弟子

按照艾黎的计划，要把面积相当于欧洲那么大的领土划分为三个“工业救国区”，其中包括靠近敌军前沿或在敌后的极轻型的、甚至是流动式的前线工业，以及处于笫三线或处于后方的初级工业。这些小工厂采用小型密集的方式建成，它们自己解决原料、动力和运输问题，它们还开办技校和建立销售机构。

这样一项全面计划的实施，需要有能干的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人员来进行指挥。艾黎从留美归国的青年中动员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自称“培黎和福特的弟子”，这是为了牢记曾经培训过他们的约瑟夫•培黎传教士和亨利•福特先生。老培黎是一个性情乖戾的美国人，他认为对基督教的考验就是看它能否改善人的生活。他在底特律有一位执著的皈依者，那就是亨利•福特。福特同意这个观点：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受过基督教的工业济贫思想熏陶的亚洲青年，会比最大量的传教活动都更能促进亚洲的社会进步。培黎和福特于是达成一项协议，由福特出资为一些从美国工学院毕业的“品行良好”的中国留学生办一所工厂化的研究生院。

培黎和福特的弟子对浪费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工厂浪费无度，效率极低。他们认为，工业根本不应该建在上海，而应该建在内地靠近原料产地的地方。但是，这些想法很少为官员们所接受，工程师们在战前也很少有机会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培黎去世后，路易•艾黎就成为把这批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他从一开始就期待他们给予协助，以便使工合获得成功。

他们开始工作时，除了从行政院得到一点办公经费外，一无所有，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并且都充满着热情。他们实行艾黎提出的座右铭：“动手干”；“重要的先干”；“一起干”。

过后不久，有数十名专家、归国留学生和有才干的技术人员志愿参加工合的工作，尽管他们所得的报酬极其微薄，甚至不足以付食宿费。这些一向厌恶政客官僚的人受过专门的教育，他们毕竟获得了施展了(的)机会。艾黎倡导的“建设者的新英雄主义”，对他们有很大的感染力。艾黎教导他们说：“对于中国的青年来说，任何没有开发的资源都是一种挑战，比如，未利用的水力资源、未开采的矿藏、以及在我们四周的尚未受过训练的千百万人——这一切就是造就新人、建立新家庭和新社会的唯一手段。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还不能进口现代化的大型涡轮机，因此，与其(失之)交臂坐等机器，还不如自己动手制造实用的小型机器。我们必须看到，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在没有功名、没有盛装、默默无闻的无畏行动中，就有我们所追求的探险精神。”

现在，已经有数百名青年成为工合的组织者和技术人员，数千名能工巧匠被动员起来，还有数千名难民和农民经过训练成了新的匠人。另外还有数千人随时待命，一旦有了资金他们就可以从事生产。最近在重庆举办的一个工合展览会上，政府官员们惊奇地看到五十多种不同工业的产品，生活必需品几乎应有尽有，军需品的生产也日益增加。艾黎保证说，如果工合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持，它最后可以生产足够数量的轻武器供中国游击队使用。

在工业迅速复兴的过程中出现无数英雄故事，它们歌颂着千百名工业组织者、成年工人和浑身是胆的工厂学徒的坚韧意志和创造精神。艾黎在谈话时只谈他们而唯独不提自己。但是，当我对那些最为生动的故事追本穷源时，我发现，无论讲哪一个故事，要是不提到艾黎对英雄人物的激励作用，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类似林语堂那样的人在英国领导一种新型的大众教育事业，而竟然获得了成功！艾黎在中国几乎起了同样惊人的作用。

当大多数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地滥发指令时，艾黎却和实地工作者一起深入实际，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湖南的那家火柴厂为什么生产不佳？原来它需要进行工程技术改造，于是艾黎就设法找来一位能够胜任的人把这项工作干好。另外有一个厂需要某些染料而又不能再从国外进口，艾黎就想起有一位老匠人掌握中国古代制作染料的秘方，他设法把这位老匠人请来制作染料。另外有个地方许多难民在受饥挨饿，而同时却有大量的稻草和竹子被糟蹋掉，艾黎看到以后，立即写了一个中文便条，终于请来一位专家办起了造纸工业，随后又办起了印刷厂、出版所等。某个新建的机械厂缺乏一些必不可少的工具，需要找一位机智灵活的青年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把工具偷运过来。艾黎立即物色到一位在伦敦出生的中国人。这位伦敦佬鬼点子很多，他为了办好这件事有十多次虎口脱险，但终于“通过斗智战胜了那些猪猡们”，完成了任务。

被克拉克•克尔称为“永动机”的艾黎走遍中国各地，从这里最能看出他的工作量之大。在创办工合后的头两年里，艾黎辗转一万八千多英里，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土东西长度的六倍。凡是在这个弹痕累累、基本不通铁路、也很少有公路的国度作过一点旅行的人都会认为，旅行一万八千英里是值得夸耀的事。

艾黎在旅行中，有时骑自行车，有时在乡间搭乘军用卡车，有时乘坐救护车或骑马进入战区，但他通常是依靠那不知疲倦的双腿长途跋涉。他带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人员，把“一起干”这个口号传送到中国最偏远的角落。目前在开工生产的工合工厂，从上海附近的游击队的工厂到遥远的甘肃省的回民纺织厂，有许多是艾黎亲自筹建的。在这些工厂上空，总有遮天蔽日的敌机在盘旋。

有一天我问艾黎：“在这两年里，什么事情使你最激动？”我期望听—点他多次死里逃生的故事。

他回答说：“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离开一个靠近蒙古的小村时，忽时(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驼铃声。我们便往路旁靠，只见晨雾中出来一支长长的骆驼队，骆驼鼻子里喷出的热气在寒气中凝成了霜花。骆驼队经过我们身旁时，我们惊奇地看到，在领头的骆驼身上竖着一面工合的丝织大旗，在骆驼驮载的一个个货箱上都装饰有红蓝(黄)相间的三角形、‘工合’徽记。

“这是一个骆驼运输合作社，它正在运送游击队生产的货物。和我一起的同事们都是从气候温暖的南方来的，他们见此情景，立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遍布全国的事业的一分子。当骆驼喷着鼻息从我们身旁走过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这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事!”

伤兵的“拐杖”

艾黎接着对我说，能够同那一回相比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他在赣南的一个小城里意外地遇到一群跛腿士兵并受到他们的欢迎。这些伤兵被圈在营房里，整日无所事事，情绪十分沮丧。原来他们在上海事变时曾经在艾黎的帮助下组织起一个临时性的伤员之家。那时，艾黎不时地领我去参观伤员之家，向我介绍他在“矫正术”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认为抽一个下午的时间进行这样的参观是最有意义的事。

“他们老是向我要工作做，”艾黎说。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艾黎的语气中流露出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如果我们能有一些工厂，让他们在那里生产一些东西那该多好呀！对伤残者来说，最好的拐棍就是给他工作做。”

现在艾黎在江西又遇到了这些老朋友。这些伤员都知道工合是什么机构。他们当中有懂技术的人，在这些人的指导下，生产组织得很好，艾黎除了指派他的技术人员为士兵们寻找生产工具、机器和原料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外，几乎不用再做什么事了。伤兵的生产基金是他们从自己的救济金中积攒下来的，数量很小。现在，伤残士兵合作社已经成为当地的模范工厂，它们从事印刷、图书装订、织布、卷烟生产，以及其他五、六个生产项目。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伤残矫正术，”艾黎对一些将军说。在他的启示下，将军们正在其他部队开始建立士兵合作社。

很少有中国人像艾黎那样，在这个抗战的国度里到过那么多的地方。他曾经穿过淋巴腺鼠疫、回归热和其他瘟疫流行的地区。去年他在江西因患伤寒而卧床不起。在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有敌机空袭。那时，他身上还发着烧，只好被人从设在一家煤油店里的临时医院抬过一道河，转移到野外的防空壕里去。但不知怎么的，他病愈后精力还是那样充沛。

艾黎患伤寒时，香港大主教曾经派一名外国医生乘飞机去进行抢救。这位医生到江西后，也过着危险重重的生活，还尝到了当地人的食物。他回香港后，发誓以后再也不到江西去了。但是他在香港接连许多天逢人便谈艾黎。他用敬畏的口气对大家说：“一位圣人！我到了那里，还发现了一位圣人!”

后来，艾黎听到了这件事，不禁哈哈大笑。他问道：“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四万万中国人一直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是不是圣人呢？中国士兵受伤后连绷带都没有，他们是不是圣人呢？世界上没有圣人，只有应命工作的人。”

艾黎周围的中国人更熟悉他的绰号——大鼻子先生。这个绰号的来由还是艾黎自己告诉我的。有一天，他乘坐一辆老式公共汽车，坐在他面前的一位留着胡须的老者对旁边的一位年轻人说：“我看中国人当飞行员比外国人更合适，因为他们能眼观八方。”

“真的吗？”那位年轻人问道。

“当然是真的。”那位老头大声说道，“你假使不信，就请看一看坐在后面的那位‘大鼻子’。难道像他那样被那么一个障碍物挡住视线的人，能够看得清四周的东西吗？”他一面说着，一面满腹狐疑地摇着头。

正是人民这种极为坦率的态度，使艾黎感到他在生活中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不久前，我远在川西的成都见到了艾黎。当时他刚刚从西藏的松潘徒步八十英里归来，沿途走了许多山路；如果没有武装人员护送，这些山路是连中国人都不敢走的。他在肮脏无比的小客栈留宿，吃的是糌粑和奶茶。但是他没有对我发一句牢骚，却兴冲冲地大谈河里的金沙、髙原的绵羊——还有活佛。艾黎告诉我说，他刚刚说服一位活佛支持工合。我有点不敢相信，就问他是怎样把活佛说服的。

艾黎说：“藏民们现在仍然和古埃及时一样，用手工纺毛线，那位老者连见都没有见过现代纺纱机。那里根本没有电，因此只能发展手工业。我带去了一部现代纺纱机，终于使那位活佛眉开颜笑。他说他对当活佛觉得腻烦，想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就请他当我们设在松潘的第一个货栈的负责人。那里的羊毛质地极好，再过几年，我们就会有电力，到那时就可以建立起产品精致的毛纺工业。”

纽扣厂的诞生

但是我听别人说，使藏民们由衷地信服的，是艾黎的一次夜骑。原来他曾经在一天夜里和一群骠悍的藏民一同骑马穿过崇山峻岭的独窄小道。他能够按照当地的风俗一面骑着马，一面痛饮藏民们在飞骑中互相传递的一壶壶烈酒。这是圣人唯一失检的地方。

艾黎的眼光敏锐，他善于发现别人察觉不到的细节的意义。他曾经从甘肃写信告诉我：“我们正在兴办的工业，最终将遍布整个大西北。这里的羊皮好极了，我们正需要用它来装备军队。”他紧接着写道：

“我们需要有造纽扣的工厂！现在市场上供应的纽扣、牙刷等等还是日本货，而且价格高得吓人——一对大衣纽扣要一美元！然而，就在城外的垃圾堆上面，却有许多牲畜的尸骨。我正设法物色一些有制作纽扣和刀器经验的人到这里来办工厂。可是要用我自己的钱把他们请来——向重庆政府申请拨款要办许多繁琐的手续，时间不允许这样做。我自己为办好这件事已花去一万二千元鹰洋，这是非做不可的事，而且也不允许有任何延误!”

在北方的游击区，艾黎的努力已经使数百个流动性工厂正常生产。如果日军发动进攻，中国的武装力量暂时撤离城镇，工厂也就随着转移。那些流动式工厂可以在几小时内把所有的机器和人员撤到安全地带。

在山西敌后地区的一个小城里，艾黎建立了一个有六百个年轻工人的印刷厂，工人们既能排字拼版，也能打枪。这个印刷厂的一项工作是印一份发行量达三万份的日报。最近，日军对那个地区进行了扫荡，工人们一夜之间就把整个工厂迁走。第二天，报纸仍然按时出版。

像这样一些在边远地区的长途跋涉中见到的种种成功事例，使具有爱尔兰战斗精神的艾黎大为振奋。他不戴帽子，不穿外套，他最喜欢穿的衣服是一条旧卡其布短裤和一件短上衣。这个身影经常在成百上千个有新纺织机和其他机器在运转的村庄里出现；这个身影同悬挂在两千四百座工厂、医院、学校、倶乐部、以及和艾黎的心紧紧相连的难民、孤儿培训所大门上方的小三角形徽记一样，是工合的象征。

未来的设想

现在，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年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亿五千万元法币。中国各银行终于看到了工合在经营方面的成功，它们最近拿出四千万元法币作为发展工合的资本。艾黎预言，如果工合得到更多的必要的帮助，就可以在三年内使年生产总值达到十亿美元。

他指出：“战争使中国懂得必须认真地实现工业化，否则就会沦为别国的奴隶。出路就在于发展民主性的合作社工业，这不仅是中国的出路而且也是一切想避免灾难性阶级冲突的东方落后国家的出路。”

艾黎通过示范证明，他的关于工合的思想是行得通的，他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目前，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对工合进行深入的研究。印度国大党的第二号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最近遭到监禁以前，曾经飞抵重庆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他走下飞机后首先问起的是路易·艾黎，而不是蒋总司令。过后不久，一个缅甸代表团在中国对工合进行了考察，代表团返回仰光后，建议发展类似工合的生产。著名英国工党党员、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也从英国专程来华对艾黎的事业进行研究，他主张在印度推广工合运动。

谁能说，路易·艾黎的成就带给人类的好处，最后会证明不如当前各种帝国主义战争带给人类的“好处”那样持久呢？谁能说，路易•艾黎的成就不会是为亚洲而进行的战斗的最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呢？

艾黎说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反复地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而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的目标，仍然是要在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三万个小工厂。我们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兵就会把他们那些可笑的小佩刀卷进塔塔米，打起行囊回老家，并且反过来效法中国了。”

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业整个来说还是很弱小的，而且两国工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很少有相同之处。但是，从满足中国人民的紧急需要来看，工合的成就显得很大。工合思想的实验已经帮助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从这一点来看，这项实验无疑是一座活的纪念碑，它记载着一个伟大民族准备“战斗到底”的风姿；它特别记载着一个人的丰功伟绩——这个人热爱人的生命，痛恨浪费，最喜欢工作。我想这就是艾黎喜欢称自己为“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原因。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