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南工业合作运动，在我党的推动下发展很快。它对动员后方人力物力，支援前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促进赣南地方工业生产的发展，安置难民就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为我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动员后方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增强抗战经济力量，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为此，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胡愈之、陈翰笙等人，于1937年11月，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设计委员会”，推举艾黎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1938年5月，制定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提出了建立三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6月，艾黎到达汉口，着手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一活动，得到周恩来、博古的积极支持。周恩来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的支持。”这就为“工合”规定了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的明确方针。周恩来还提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在人事安排上，“最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为一个官僚机构。”

经过一番周折，“工合”的计划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接着成立了包括中囯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杭立武、俞鸿钧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在内的理事会，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资技术援助，筹集发展“工合”事业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不被侵吞和挪用，1939年1月，在香港组织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此后，“工合”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游击区都建起了一批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的环境下，“工合”成了一支支援抗日的独特经济力量。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相继成立了西北、东南、西南、川康四个办事处。1938年9月，艾黎到赣州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同年10月，孟受曾经党组织安排，由“中国工合”总会委派来赣州协助艾黎工作。经过三个月的筹备，1939年初，“东南工合”办事处在赣州城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后迁至赣州水东沿坳上。“东南工合”办事处第一任主任由艾黎兼任，后来分别由王毓麟、陈志昆担任。办事处设有组织课、财务课、总务课、技术课。“东南工合”管理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微5个省的28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有7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8000多名社员。赣南设“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的县有：赣县、于都、兴国、瑞金、宁都、会昌、南康、上犹、大余、龙南等10个县，有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近3000名社员，合作社的生产行业有40多个。

二、党在赣南“工合”运动中的活动

赣南工业合作运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产生的。它不但是一个经济运动，而且是一个社会运动,是支撑反侵略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生力军。因此，我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关于“工合”工作的指示，围绕发展“工合”运动，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在“工合”中建立党的组织

1938年12月，中共赣南特委派薛扬（现名薛景扬）、张石仁与在“东南工合”任组织课长的孟受曾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经孟受曾安排进“工合”工作。接着，中共赣南特委和中共江西省委又相继派了李奕文（现名李福海）、黎雪明、笪移今、黄路平、胡先行等进“工合”工作。1939年初，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支部。从此，“东南工合”有了党的组织。1939年7月，中共赣州市委成立，“工合”支部归赣州市委领导。1939年至1940年，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市委机关都曾设在“东南工合”办事处里，成为我党在赣州活动的阵地。1940年夏，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工委。

这一阶段是赣南“工合”事业兴旺发达的阶段。中共赣州市委的领导成员以“工合”职业为掩护，在赣州“工合”系统中做了大量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在赣州城内的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先后建立了机器、染布2个党支部，印刷、皮革、供销联社3个党小组，党员最多时达50多名，其中有3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了“东南工合”办事处课、室的领导和县级“工合”事务所指导员以及合作社的干部。他们为办好“工合”事业而埋头苦干，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社员群众的好评。

(二)推动、帮助办好工业生产合作社

孟受曾等同志到赣州后，在协同艾黎筹组“东南工合”的同时，到赣州城内考察袜子、毛巾、造船、机器等行业的生产和市场情况；到于都、兴国、瑞金等县调查了资源情况。经过调査，艾黎与组社人员共同认为，组社必须立足当地资源，从市场需要出发。鉴于赣州工业生产基础薄弱，日用工业品奇缺，不能满足抗日军民需要，认为必须发展机器、造纸、纺织等行业的生产，造船、修船业务也应有较大发展。当时，民众抗日救国热情高，大批难民、失业工人就业无门，是为发展工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在组社工作上，首先登记失业工人和有劳动技能的难民；其次宣传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组织起来，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重要性；第三，指导拟定合作社的章程；第四，为即将建立的合作社做好发放贷款的准备。

在此基础上，1939年2月，“东南工合”按“中国工合”总会关于组社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赣州机器生产合作社、于都瓷器生产合作社的组社试点，紧接着在赣州城内全面开展了组社工作。在薛扬等一批共产党员积极努力工作的推动下，从1939年开始至1940年上半年，仅在赣州一地组建起来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就有40多个（即：机器、造船、印刷、染裱纸、织布、缝纫、纽扣、制革、皮件、制鞋、麻袋、木器、竹器、藤器、篾器、铁铜锡器、染布、毛巾、袜子、雨伞、电镀、酒精、牙刷、肥皂、砖瓦、碾米、油墨、文具、药棉、纱布等）。与此同时，赣南还有10个县相继建立了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占“东南工合”所属“工合”基层社的1/3。为了搞好“工合”的产品销售和原材料采购供应，在赣州建立了供销联社性质的“工合”供销系统。各合作社的门上都有三角黄底红字“工合”会徽，门的两侧写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有“工合”标记的产品充满市场，赣南呈现一派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景象。

为了办好工业生产合作社，赣南各县“工合”事务所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发动社员群众搞好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工合”社章规定，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员大会上选举产生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合作社没有非生产人员，各社的社长、会计都参加劳动生产，社里的公务一律采取误工补工的办法解决，它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工资形式有计件、死分活值、计时3种。各社从盈利中提取30％为公积金，10％为公益金，60％为劳动分配。每年年终，合作社要向社员公布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社员的检査监督。

(三)培养“工合”干部

为了适应“工合”事业的发展，“东南工合”办事处决定举办“工合”讲习班，培养“工合”干部。孟受曾推荐当时在赣州第四区专员公署任职的笪移今负责这项工作，艾黎请笪移今草拟计划并担任“工合”讲习班主任。为此，笪移今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道作了汇报。黄道支持他去“工合”工作，并建议把讲习班办在瑞金，一是因为那里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可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二是红军长征时埋藏了部分枪支在一个水塘里，需要时可以取出来武装群众；三是可派黄路平到“工合”讲习班任社会教员（实为政治教员）。后来党组织又增派了胡先行、钟敏等到“工合”讲习班工作。

从1939年6月开始至1940年4月，“东南工合”办事处在瑞金县历任村共办了3期“工合”讲习班，主要是培养“工合”事务所指导员、会计员。学员多数来自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我党派去学习的同志，有“工合”基层社推荐的社员骨干，有从社会上招考的进步青年。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课程有：工合概况、合作法规、合作指导、工合会计；机械、化学工业、农产品加工及冶矿；三民主义（实际上是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抗日纲领、国际形势与中日问题，还有 “工合”运动与中国经济、军事常识等。教学方法是：讲课教授、小组讨论、组社实习、课外活动。讲习班训练的原则是：每个学员养成刻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养成纪律化的生产习惯，养成朝气进取的人生观，养成深入民间的“工合”干部作风， 使经济能配合军事需要。每期讲习班学员有40名，共办3期，培养学员120多名。他们经过学习，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要为建立三万所工业合作社而努力、前进、奋斗、创造。

“东南工合”办事处还在赣州办了机械训练班和女社员训练班，由中共党员王诚、张云等负责。在南雄办了两期培养“工合”干部的培黎技术训练班，由中共党员勇龙桂、毕平非等负责。各种专业和技术训练班，为“工合”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材。

(四)注重经常性的教育工作

中共赣西南特委和市委除了帮助和支持“东南工合”举办“工合”讲习班和不同类型的专业训练班，对干部和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技术业务的训练教育外，还十分注意经常性的教育工作。派了中共党员主编《东南工合》《工合战士》杂志。这两个刊物主要是对社员进行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支援前方抗战的教育；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径。“东南工合”办事处还办了“工合”夜校，定期举行时事讲座，教唱抗日歌曲，开展节日庆祝和文体活动。通过上述不同形式的经常性教育，提高了“工合”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激发了抗日爱国的热忱，进一步坚定了办好“工合”事业的信念。

三、赣南“工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

“东南工合”办事处成立后，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外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吸收侨胞投资和参加工作；对内以合作形式，把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动失业工人、技术人员、难胞以及抗日军人眷属组社就业，加紧生产，支持抗日。

(一)团结国内外进步力量

在赣南各级“工合”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能团结抗日爱国人士和外国朋友，尊重他们的职权，支持他们的工作，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工合”创办之初，干部不足，技术管理人才缺乏，艾黎先后到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工专、高商等大专学校演讲，宣传“工合”的性质、任务和“工合”对支援抗日的作用，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县事务所工作。“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分别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香港和国外各地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宣传中国抗日的重大意义，宣传“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日的重要作用。向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日的各地社团和朋友募集捐款，争取他们支持中国“工合”事业。经过广泛宣传，海外华侨中的爱国进步人士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其中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工作的有：旅加拿大华侨、机械工程硕士王毓麟，任“东南工合”办事处技术课长；旅美华侨、化学博士黄文玮，任“东南工合”办事处技术研究室主任；香港同胞容观成任“东南工合”办事处财务课长。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朋友中，也有不少人放弃高薪和优裕生活，来中国参加“工合”事业，其中到“东南工合”工作的有：美国朋友、经济学家赖扑吾，在“东南工合”搞经济核算和财务分析；英国朋友、经济学家霍克，任“东南工合”办事处宣传教育课课长；奥地利朋友、医师严斐德，主持“东南工合”办事处医务所工作。他们都为“工合”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发展有利于抗战和人民生活的地方工业

由于“工合”中的共产党员和“工合”干部的积极努力，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使赣南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蒸蒸日上。从1939年开始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钨砂、毛铁、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成套制革机、文化用纸、木帆船、纺织品、土糖等40多种。这些产品中，有民用的也有军需的；有生活资料也有生产资料;有的在当地市场销售，也有的运销外地。赣州水东机器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汽车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宽幅织布机、成套制革机（包括磨皮机、打紧机、上色机、磨光机）等机械产品，除省内销售外，还销往闽粤地区，是赣州历史上机器生产的起点。对织布、袜子、毛巾等行业生产，进行生产技术上的改革，如由织窄幅土布改为织宽幅细布。药棉、纱布、酒精、油墨等产品，填补了当时赣州市场的空白。造纸由生产土纸改为生产文化用纸，销往桂林，以供当时文化用纸和印刷抗日宣传刊物的需要。于都陶瓷，由原来生产粗碗、钵子等发展到生产细瓷产品。毛巾、牙刷、药棉、纱布、军棉衣等产品陆续运往前线，支援前方抗日。

(三)安置难民和失业人员就业

南昌沦陷后，有一批江浙、南昌等地的难民来到赣州，没有职业，同时赣南各县（镇）也有一批手工业工人和抗日军人家属失业。“东南工合”办事处对失业工人和难民进行了登记。按照社章和办社程序以及各自的劳动技能，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赣州，安置了900多名难民和失业工人就业。在瑞金，组织有纺织技术的南昌难民，办了织布合作社，还组织抗日军人家属办起了草鞋生产合作社。在兴国，把有劳动技能的抗日伤员组织起来，办了制鞋、缝纫等合作社，不仅使他们有了正当职业，生活得到改善，并使当地社会秩序好转，深受民众赞扬。

(四)争取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支持

在“工合”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东南工合”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工合”工作的建议，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组建“工合”基层社时，都向国民党地方政府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对于地方上一些抗日救亡集会和纪念性活动，都积极配合。如组织“工合”社员参加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的成立大会和”双十”节的纪念活动等。“工合”的一些公开活动，也邀请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由于用这些合法斗争手段进行活动，在抗日初期，也曾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对“工合”活动的某种默认。

四、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在我党帮助和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赣南“工合”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摧残。为此，中共赣西南特委对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破坏“工合”事业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国民党顽固派摧残“工合”事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政策逐渐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仇视一切抗日进步事业，对“工合”事业也不例外。赣县县政府开始就拒绝办理各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登记手续，不发给执照。继而想方设法派国民党顽固分子进入“工合”，企图争夺“工合”领导权，遭到艾黎和“工合”干部的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更加怀恨，常以查户口、抓壮丁为名，迫害“工合”工作人员。1940年4月30日，国民党特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捕赣州染布合作社会计、中共党员甘时鸣。“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搜查了“东南工合”办事处和“工合”赣县、于都等事务所。“东南工合”办事处主任、爱国华侨王毓麟和近百名“工合”工作人员被捕，有的被关押数年。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由限制对“工合”的银行贷款，到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掠夺“工合”财富，把“工合”的设备、产品、物资低价买去，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以达到搞垮“工合”的可耻目的。

(二)反逮捕斗争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工合”进行压迫的时候，中共赣州市委领导通过在赣州第四区专员公署任职的进步人士周伯皆，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对“工合”干部要进行大逮捕的阴谋，立即组织党员和干部开展了反逮捕的斗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如“工合”工委组织委员薛扬撤出“工合”，经宁都转到新四军。“工合”工委宣传委员李奕文撤离“工合”，与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接上了关系。中共赣西南特委机关也从“东南工合”办事处迁到赣州水西龙庄。尽管“工合”党组织停止了活动，我党仍没有放弃这个阵地。1941年冬，中共粤北省委派了毕平非、吴知因等同志先后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开展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工合”总会委派来的“东南工合”办事处主任陈志昆营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开展同当时在“东南工合”办事处任秘书的国民党特务唐允舜的斗争，揭露他的贪污问题，迫使他辞职离开“工合”。毕平非等同志在“东南工合”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5年7月。

斯诺是“工合”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对“工合”作了如下评价：

“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合作运动的先驱。”

“‘工合’成了一个民主合作社会的相当健全的雏型，生产着多种多样有战时价值的物品。”

“这个机构摆脱了贪污舞弊和裙带关系的弊病。因而在一个时期里相对地免受官僚政治的控制。就是因为存在着这一历史上偶然出现的情况，‘工合’组织很快就成为政府中最反动的分子的扼杀对象。”

赣南“工合”发展的历史说明，是党支持和推动了“工合”的发展，而“工合”也掩护了党的活动。“工合”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合”应作为南方局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而载入史册。

文章来源：《赣州市章贡区党史资料》第一辑（1921—1949）

作    者：  刘运鸿   刘平